其次，伊朗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希望能进一步推进伊朗的民主化建设，礼萨国王不愿遵照宪政“虚君让权”让他们心生不满。
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让普通民众开始对巴列维政权产生动摇。
最后，王室过度的铺张奢靡也使许多底层民众感到失望。
“屋漏偏逢连阴雨”。1975年，全球经济萎缩，原油价格暴跌导致伊朗出现了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加剧了民众对巴列维政府的不满情绪。
宗教领袖霍老师此时运用富有技巧的演说有效地将伊朗国内各种反对国王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他声称将带给伊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却很少提到自己的“大监护者”方案（即让宗教最高领袖掌控国家）。等到他上台之后，才亮出底牌，并逐个清除反对派。许多人大呼上当，后悔不迭。
无论如何，在伊朗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1979年1月16日，雄心勃勃开启“白色革命”并自认成效显著的礼萨国王被迫登上了离去的飞机，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
1979年2月1日，流亡海外的霍老师回到伊朗，受到百万民众的夹道欢迎。不久，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霍老师成为终身最高领袖。
教士集团垄断了政权。他们将国内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成立宗教基金会，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流入宗教基金会，由教士们掌控。
街头出现了道德警察，以监督妇女们的着装；反对者消失，发表不同声音的BK被查封取缔；长年通货膨胀，难以见到2000以下面值的纸币；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贪污腐败横行。2018年，国际组织给出的各国腐败报告显示，在总共175个目标国家中，YL排名138。
如果条件允许，人民总是喜欢用脚投票。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人才流失日趋严重。拥有学识、技能的精英人群纷纷移民海外，以寻求人身和宗教方面的自由和安全。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美国的卡特政府在这场剧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伊朗军方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政府认为礼萨国王的政府不是足够透明和自由，所以对伊朗人推翻巴列维王朝持默许的态度。原本效忠国王的伊朗军方经美方游说后宣布保持中立。失去了军方支持的礼萨国王最终只能黯然下台。
卡特政府认为，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未来的国家将会更加开放自由。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犯这种错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