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封建历史中，明朝算的上是一个宦官专权现象比较严重的朝代。自明成祖执政时期开始，明朝大多数的统治者就逐渐开始重用宦官，从而导致宦官专权现象接二连三的出现，与明太祖执政时期那严防宦官参政的情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难道后世的明朝统治者都从未借鉴过宦官之祸的教训，这才纵容宦官专权吗？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下明朝历史的话，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在明朝宦官专权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明朝历代统治者巩固皇权的初衷。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洪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384年，明太宗朱元璋在宫门中设立了一块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字样的铁牌，而后又下发了一道诏书，“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俨然是要从根本上去杜绝“宦官专权”的事情发生。——《明史·职官三》
可是在到了永乐年间以后，明太祖所制定的这个规矩却好似成了一纸空谈，“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赫然从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开始，明朝宦官所具有的职权就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端茶倒水、侍奉当朝统治者生活起居等方面。——《明史·宦官一》
而是逐渐开始渗透到了政治、军事、民生甚至是外交、情报体系等多个政治层面。
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诸多有名的专权大宦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且各个权倾朝野、独揽大权，对明朝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跟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的严防宦官参政情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魏忠贤剧照示意图
就拿魏忠贤来说吧，明熹宗执政时期的大宦官魏忠贤，即便是时任左副都御使的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且事事有据，但明熹宗却依旧一如既往的重用魏忠贤，哪怕是明知魏忠贤的权势已经达到了一种“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的程度也不例外。——《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这就有意思了，明朝的宦官作为统治者的“家奴”，却能借助统治者的信任而达到独揽朝政、擅政专权的程度，难道只是因为宦官受宠就能让明朝皇帝不惩治他们吗？还是说明朝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训，这才纵容宦官专权的？
自然不是！
毕竟在封建时期统治者的思想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明朝统治者的身上。更别提在这些统治者的眼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这种明目张胆侵犯皇权的行为自然不会是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
就像明朝另外一个大宦官刘瑾，不就是因为得势专权后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且不得民心，从而被明武宗问罪处以“凌迟”了吗？
那么问题来了，在明朝接二连三出现“宦官专权”现象的情况下，明朝大多数的统治者，为何依然会选择一如既往的重视且重用宦官，即便是打击，也只是以抑制为主，而不是彻底废除其参政的权力呢？
明成祖朱棣画像
很明显，明朝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会如此重视宦官，定然是别有一番深意的，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借宦官实现“巩固皇权”的目的。
一、明成祖借宦官稳定政局
就好比笔者曾在前文中所提到过的明成祖朱棣，虽然这个时期并未出现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却是最容易看出明朝历代统治者重用宦官初衷的一个时期。
至于明成祖为何要重用宦官，其实咱们可以从明成祖登基之时的政治背景开始说起。
公元1402年，随着建文帝强势削藩而导致的“靖难之役”的结束，明成祖朱棣以一个“藩王”的身份推翻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统治，成了明朝的第三位统治者。
与此同时，由于靖难之役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自然也就有着大把的事务等着明成祖去处理，而由于时间太过于仓促，重新招纳贤良之臣的话，时间上也来不及，所以朝中大臣有大部分都是建文帝执政时期的“旧臣”。
建文帝朱允炆画像
可问题也正是出在了这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朝中开始广为流传“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的流言，发展到后来甚至还形成了一种“诸旧臣多从者”的局面。——《明史·列传第五十七》
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质疑明成祖朱棣这个皇帝之位的“正统性”及“合法性”吗？毕竟明成祖这个皇位并非通过常规手段而来，而是实打实的通过武装政变夺过来的。
换言之，也就相当于这些“旧臣”是在质疑明成祖朱棣，质疑其作为一个皇帝的权威性，面对这种形势，大家说明成祖朱棣还怎么敢放心的把政治事务交给这些质疑他的大臣去办。
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君臣之间相互猜忌的局面。
但是呢，这些“官僚阶层”又是封建政权立足的根基之一，没有的话还真的不行，总不能让皇帝一个人去处理全国的政治事务吧？或者说让皇帝一个人去打仗？这明显就说不过去，所以明成祖只能是找人去代替或者是想方设法的去控制官僚阶层。
因此，明成祖登基称帝后的第一步，就是要牢牢的把“军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于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毕竟他不信任朝中那些旧臣，只能是违背祖训，借亲信宦官去监察军营官兵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控制“军权”的统治需求。同时也能起到预防明朝军队犯上作乱之效。——《明史·成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