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师法韩孟诗派的表现及原因
梅尧臣论诗诗中提及韩愈次数尤多，孟郊、卢仝、张籍等韩门诗人也屡屡涉及，其评骘之语显示出对韩孟诗派的倾慕。究其原因，则与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思潮、诗歌复古风尚以及与欧阳修等诗友的交游等因素密切相关。梅氏对韩孟诗派多所肯定，既是历览前编的表现，更是对时代思潮的回应与引领。
首先，梅尧臣结合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称颂韩愈复兴儒学的功绩，显示出道统文学观的绍继关系。景祐五年（1038），梅氏有《依韵和刘敞秀才》： 安得采虚名，师道欲吾广。虽然成术业，曾不计少长。孔孟久已亡，富贵得亦傥。后生不闻义，前辈惧为党。退之昔独传，力振功不赏。舌吻张洪钟，小大扣必响。
尧臣不满北宋中叶儒学不振、孔孟之道不传的学术风气，对“不闻义”的士风及缺乏斗争精神的政治表现亦颇有微词。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在与吕夷简的政见之争中失败而遭贬谪，支持范仲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也都被贬。仁宗于景祐五年（1038）十月下诏，“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 ，反映出皇权对朋党的指责态度。而梅氏在诗中申斥“前辈惧为党”，并以韩愈坚持儒学复兴及政治斗争作为对照，表现出不畏强权的斗争意识。
唐代元和之际，士人阶层普遍怀有革除社会弊病的政治愿望，韩愈曾言“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可以视作当时诸多在朝之士的心声。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韩愈在其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追溯孔孟之道，希望“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与孟尚书书》），所作文章亦贯穿儒家之“道”，“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答李秀才书》）。韩愈在改革文体文风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实践，二者相互促进，使文风、士风及政治、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得以改善，唐王朝出现中兴之态势。
北宋中叶与韩愈之时代同样存在着诸多社会弊病，梅尧臣等有识之士亦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发扬诗以讽谏的诗教观念，创作数量众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歌诗，与儒学复兴的思潮相应和。在文道关系的讨论与偏重古文的创作实践依次展开的过程中，士人们深刻体认到韩愈的儒学复兴功绩与文学成就，不论是古文还是诗歌创作领域，都出现了学习韩愈的热潮。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