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认为，孔子以“礼”归“仁”，创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而朱子进一步提升“理”和“仁”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建构了一种既包含“理”的制度和“仁”的精神，又具有“天理”的哲学化和“天心”的信仰的文明体系，这是理学化“四书学”的一个最大特点，由此也可以判断，“朱子学”包括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儒学，而这种新的儒学是哲学化、宗教化的一个儒学体系。
经筵讲官的双重使命
朱汉民说，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是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而“道统论”真正的确立，也是和“四书学”联系在一起的。正由于朱子建立了“四书学”，才使“道统论”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经典基础，由此推动了新儒学“道统论”的形成。
早期的儒学经典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道统思想的基础。朱子通过结集“四书”，为“四书”作序，重申道统论。
事实上，“道统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时候，到底哪一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第二，在儒学的地位确立之后，如果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第三，当时提出了士大夫要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儒生士大夫与君王在这样一个共治结构中，应该由谁来主导？
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情况下，哪一家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我们知道，魏晋时玄学大盛，所谓玄学是以道家之学为主导的。至隋唐时，佛道大盛，佛道之学大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学者提出和强调“道统”，并且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传承脉络，指明其历史源远流长，论证其源头远早于佛老之学，即从尧舜时代，甚至早至伏羲时代，儒家的“道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无异于宣告，中华文化的正统就是儒学。这一点，其实也表达了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在面临佛道之说挑战时的一种文化自觉。
既然儒学是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那么，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呢？从北宋庆历之后儒学开始复兴，出现了很多位大儒，大儒们在各地民间兴办书院讲学，弘扬儒学的正统地位。各地由此形成了多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到朱子的时代，更是学派林立，书院也更加兴盛。不同学派提出不同的道统观念，但都特别强调自己的学派才是儒学的正统。而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里面，特别强调了一个从尧舜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到程朱的道统脉络。由此，也就明显确认，程朱学派才是孔孟学派的正统传人，而孔孟学派正是尧舜之道的正统传人，所以程朱学派才是真正代表儒学的正统。
朱子“四书学”建构道统论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如何处理自己和帝王的关系。因为宋代倡导和追求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在这种架构下，谁是主导的角色呢？朱子认为，汉太祖、唐太宗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帝王，但他们又和尧、舜、禹、汤、文、武完全不一样，因为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们，都是依照“道”来治理天下的，所以才有“三代盛世”。而汉唐之君考虑的都是利欲，没有考虑施行儒家之道。所以朱子感慨，“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意思是说，汉以后的历代君王，没有使“道统”和“王统”合一。既然“合而为一”是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朱子认为，责任还是在儒家士大夫，因为儒家士大夫掌握着道统，有责任通过“道”去说服君王，最终实现“道统”和“王统”的合一。
正因此，宋代兴起了“经筵制度”，很多儒者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都曾经担任过经筵讲官。他们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引导君主能够回归“道统”。同时，他们又是士大夫身份，是朝廷的命官重臣，在担任朝廷命官和重臣期间，要以“道”来处理政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子经常表扬范仲淹，认为范仲淹还是白衣秀才时，就能以天下为己任，出仕后又能够积极推动宋代的社会改革，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范仲淹自觉担负起符合儒家之道的文化使命和“以道治天下”的政治使命。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四书学”的道统看起来是道统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实质上包含着非常现实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也表达了很强的政治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