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子因何将“四书”放得那么高？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朱汉民以《朱子与〈四书章句集注〉》为题，从“四书”学的演变、朱子“四书”学与理学、朱子“四书”学的道统论三个方面，阐释并论证了作为先秦儒家子学典籍的“四书”，正是经过朱子合编并重新注释，形成了系统化、哲学化的经典体系，最终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汉民认为，在“四书”原典中，“仁”是其中的思想核心；而在朱子建构的“四书”学，“理”则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朱子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体系，从而将儒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化为一种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
读“四书”如吃熟饭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著作的合称。
在朱子之前，“四书”尚是分散的四部书，甚至只是篇章。朱子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形成了“四书”的概念，这四部书因此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经典化的体系。宋至明清，“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核心经典，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科举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儒学史和经学史来观察，“四书”属于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他们的弟子们记录、编撰、保存、传播，后来这些典籍被称为“诸子学”。在这一时期，“四书”都属诸子学的范围。
比如说《论语》，应属自“六经”以外立书的第一本子学著作，而孔子本身也是开创春秋战国以来的私人讲学第一人。按照现代学者蒋伯潜先生的观点，《论语》如果不是另立书名的话，其实书名可以就叫“孔子”。当然，《论语》这部书的地位，后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初还是属于子学。
汉代之后，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已经在发生变化，开始由诸子学变成“六经”的传记之学。至宋代，朱子开始把汉代作为传记的“四书”提升为独立的经典。朱子用四十多年时间钻研“四书”，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显然，他将“四书”的地位提高到了“六经”之上。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了解儒学，首先要读“六经”，而按照宋儒、按照朱子的观点，首先要学“四书”才是正确的。朱子还打过一个比方：《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读“六经”要花很大的功夫，就像我们要吃饭，需要先到田里面打禾，然后才能做饭。但是读“四书”不一样，“四书”如同现成的米，只需把现成的米拿来做饭，就可以获得营养，就能获得文化和思想的进益。“四书”和“六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朱汉民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地位在宋代无疑得到了空前提升，更加重要的是，朱子和宋儒对“四书”所做的重新阐释，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四书”学的这段演变过程，简单概括起来可以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天理”统摄“礼”“仁”
在学术史上，宋代儒学被一些学者称为“新儒学”，因为其思想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拥有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系统化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理学。而理学本身，又包括一套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内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的、缜密的思想体系。
朱汉民说，同样是讲仁义礼智信，宋代儒学的观点与早期儒家就大不一样。比方同样讲心性论，《孟子》《中庸》讲心性，与理学讲的心性不同，理学讲心性有其自身特点。“格物致知”，也就是《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它有一套“三纲”“八目”，但这些内容到了宋代儒家，特别是到了朱子那里，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变。同样的内容，比如说孔子解释“仁爱”，孟子解释“心性”，都很平实，但朱子的解释就显得非常高深，非常复杂，非常形而上。
朱子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他并非刻意把浅显的道理讲得很高深。他从儒家的子学著作里挑出“四书”，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阐释，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即理学的思想体系。反过来看，朱子对“四书”作出的一些创造性解释，大大提升了“四书”原典的思想内涵。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子“四书学”的经典重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新仁学”的重建。他对“仁”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提升了仁学的形而上的意义。例如，按照孔子的观点，仁学就是爱人，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恭、宽、信、敏、惠”，这都是非常平实的。但是，朱子把它理解为“天理”。这里的“天理”，首先是仁道，但又不仅仅如此，它同时还是天道，也就是说，“仁”是仁道和天道合一的。这样的解释阐发，既强化了仁学的哲学意义，也强化了其信仰意义。
在朱子建立的“四书学”里面，“理”开始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儒学史上“礼—仁—理”的演进过程，即周公的“礼”、商代的“礼”，到春秋战国的“仁”，再到宋代“天理”的“理”这样的演进过程，在朱子的“四书学”体系或者说理学体系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是一个逻辑的体系，即“天理”可以统摄“礼”和“仁”。这也意味着，原来一个实践性的历程，经过朱子阐释发展，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逻辑化的体系。
朱子的“理”，首先是指人文之理，也包括做人的道理。朱子认为，除此之外，人的身体还会生病，大自然还有很多节律，背后也有“理”在支配着。按照朱子的说法，它们是同一个“理”，可以统称之为“天理”。用“天理”论来解释“四书”所包含人文的、道德的规范，就把原来的人文道德规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普遍化、形上化的哲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