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馆内，收藏着一套14件西周编钟，名字叫做“晋侯苏钟”，堪称是一件重要国宝。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这套编钟上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直令考古专家感叹，古代技术果真也有现代科技达不到的地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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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时，港地古玩市场中出现了14件青铜制的编钟，古玩店的老板宣称，这一套青铜编钟，是西周时期的晋国国君专用编钟，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无价之宝。不过有趣的是，尽管古玩店老板对此编钟大力鼓吹，但是前来鉴赏的人却寥寥无几，更别提有人花高价购买。
在古玩行中混迹的玩家，多是一些“老油条”，不仅对历史掌握得十分透彻，而且对文物品质的鉴定水平极高，几乎所有看过编钟的玩家都认为，古玩店老板所售卖的晋国国君编钟，其实是一件仿制水平极高的赝品，根本不具备任何文物价值，更不值100万港元。
此时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古玩界的玩家们究竟是根据什么判定晋国编钟为赝品的呢？答案很明确，因为在编钟的外表上，存在不少阴刻文字，而这些阴刻文字必须借助比青铜还坚硬的金属刻刀完成，显然，在当时的时代，低下的冶炼水平完全不能满足这一艺术手法的要求。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手段。众所周知，在商、周时代，人类社会所使用的金属器物，大部分都是青铜器，青铜器本身的冶炼、铸造方式相当独特，属于金属冶炼的启蒙与发源阶段。
古人铸造青铜器时，往往都会在其表面铸造文字，用以歌颂统治者的权威与仁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今考古界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所有具备图案与文字的器物，往往都是凸形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刻文”。这一现象的出现，其实是源于古人铸造青铜器的特殊方法。一般来说，青铜器的浇筑成型都会用到泥范，而泥范在潮湿时本身柔软异常，十分适合刻字，因此当它们被用作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时，往往都会在青铜器表面印刻相反的凸起字体。
这一说法属于古玩行业玩家的基础知识水平，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眼前的晋国编钟既然出现阴刻字，自然会显得十分怪异，没有人敢确定古人拥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刻刀，能够突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继而完成一件如此非同寻常的作品。
转眼到了1992年，港地古玩店中陈列的青铜编钟，仍然被摆放在库中，几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烂货”，为此，古玩店老板也很着急，于是便再次将其登上报纸，寻求各地买家采购，价格仍为100万港元。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专家看到了这一篇报道，并根据报纸上的照片进行鉴定，确定该文物很可能为真品，于是召开了一次馆内的紧急会议，最终敲定了购买晋国编钟的决策。
晋国编钟被送至上海博物馆后，各路专家纷纷前来对其进行鉴定，并根据其上文字为编钟重新命名，称其为“晋侯苏钟”。晋侯苏钟上所记载的内容，是西周晚期周王33年时，晋侯苏奉天子之命，讨伐在山东的夙夷部落，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自然而然的，晋侯苏钟也成为了标榜晋侯功绩的重要标志物。
正当上海博物馆专家沉浸在收获国宝的喜悦中时，另一个好消息再度传来。位于山西省曲沃市曲村的天马遗址内，发掘工作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天马遗址为晋国文化遗存，发掘于1979年，经过12次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出8组17座大墓，其中所陪葬的青铜器、玉器等物品，皆载有晋侯的名号。正是在天马遗址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件青铜编钟引起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它们无论从质地还是样式上，都与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晋侯苏钟完全一致，由此也可以确定，二者之间存在配套关系，属于一整套青铜编钟系列，同时也能证明上海博物馆内晋侯苏钟确为真品。
天马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编钟表面，也同样存在阴刻文字，进一步表明当时确实存在一种高超的雕刻技术，可以在坚硬的青铜器上任意刻写文字。如此超越当时冶炼水平的金属刻刀究竟是如何制成的？考古专家们一时无法解释，只能通过实验加以证明。不过遗憾的是，尽管考古专家仿制了一系列的金属材料，也无法将刻刀的材质还原出来，仿制刻刀实验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坚硬刻刀之谜也只能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悬疑。
由此可见，即便现在科技无比先进，也无法对古代的某些技术进行还原，这不仅诠释了古人的聪明与智慧，也令我们为古代失传的技术感到惋惜。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