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看到这些问题，他自然不想儿子们重蹈覆辙。那么，宋、明的立储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了，康熙为何不用呢？
也是因为政治环境。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再到康熙，清朝的政治制度从部落制走到了封建制，清朝是历朝历代里皇权最集中的一个朝代，它没有汉朝以来延续到隋唐的门阀政治，也没有宋明时期与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清朝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顶峰。
因此康熙无法沿用明朝较为成熟的立储制度，更不能退回到部落政治的共同执政，还要避免出现下一个多尔衮、鳌拜。
具体到康熙，他还面临其他困难。在康熙册立太子前后，皇权还没有到达雍正、乾隆时期那么集中，多尔衮的例子尚且不远，康熙本人更曾经历过鳌拜专权，加上册封太子之时，三藩之乱还没平定，海岛上还有打着永历年号的郑氏，康熙还要依靠八旗贵族的力量来维护统治。
所以在清初，会出现“关满朝”、“佟半朝”这些权倾朝野的贵族势力，这就是八旗贵族政治的延续。因此，康熙也需要给太子配置自己的班底以防止此类事件。
这就和司马炎给司马衷配置班底的性质是一样的。也即是太子，日后的皇帝，在执政之日前就要拥有自己的班底，才能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因此，他借鉴了司马炎的模式，想要为子孙确立立储制度，避免以后的纷争，维护帝位的稳定。
司马炎和康熙的模式
那么，再来对比一下司马炎和康熙的模式。
司马炎立太子司马衷，命汝南王司马亮及杨骏共同辅政，太子妃贾南风来自太宰贾充家族，地方上还有强大的宗室亲王力量。
康熙立太子胤礽，胤礽有娘家人索额图，朝中有佟氏、赫舍里氏、钮祜禄氏等外戚大臣，还有受封的各皇子，他们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
这基本就是司马炎模式的低配版。
司马衷无法对司马炎产生威胁，康熙却要考虑到太子会威胁到自己的可能性，因为这种事在历史上出现太多了，也有许多帝王沿用并修改了司马炎的方案，用亲王来制衡太子，如：唐太宗立太子李承乾，利用魏王李泰制衡太子；孙权立太子孙和，利用孙霸制衡太子。
康熙立太子胤礽，选中的制衡人选是胤禔，胤禔也有支持自己的大臣，如纳兰明珠等人，也就是大爷党。
康熙在胤礽不到两岁的时候就宣布将他立为太子，用意就是昭告天下，太子已立，谁也别想再打皇位的主意，避免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
康熙的失败
立完太子，康熙松了口气，他不会想到自己担忧的事最后还是发生了，九子夺嫡虽然没有引发兵祸，但其中之骨肉相残丝毫不比八王之乱来得温柔。
也就是说，康熙从1675年开始的政治布局，坚持了33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史书上的记载自然都是把锅甩给胤礽，而不会承认康熙自身的失败，比如说胤礽“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胤礽所用、一切远过于朕、伊犹以为不足、恣取国帑”，“若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其如祖业何”，这些看看也就罢了，当不得真。
司马炎制度给西晋带来了什么呢，一般来说许多人会认为是八王之乱，带来社会严重动荡。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八王之乱的起因是外戚专权，一旦哪一方势力触动到了司马炎设计的红线，这套制度就自动开始运转。
于是，杨骏被杀了，贾南风被杀了，司马伦被杀了，诸王都被杀了，帝位还在司马氏手里。
司马炎不可能预料到八王之乱，他设计制度的初心是保证帝位在司马氏的传承而不被外戚或权臣所篡，从这个角度看，他成功了。
康熙有没有成功呢，他失败了，因为他否定了自己。
为什么否定自己，胤礽那些罪责经不得推敲，其实只有一句话：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也即是，太子的存在威胁到了康熙本身，不论这份威胁是真是假，他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作为皇帝这是无法忍受的，这也是这个模式的副作用之一：初次任命的太子大多下场凄惨。以隋唐为例，皇帝们册立的第一任太子大多不是被杀就是被废：杨勇、李建成、李承乾、李忠等等。
康熙否定了自己，虽然他一度认为胤礽还能再抢救一下，但最终也无法成功，这套制度执行不下去了，九子来夺嫡了，一切都乱了，他也不再立太子。
八王之乱和九子夺嫡都是自司马炎起册立太子制度的产物。
八王之乱，是1400多年后九子夺嫡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预演。
九子夺嫡，也就是八王之乱在宫廷内的一次重演。
造成这两起事件的原因，表面看差异甚大且无甚联系，但剥去层层外壳来看，都是相同的立储制度所引发。
从八王之乱到九子夺嫡，跨越1400多年的立储制度仍在发挥威力。至高皇权面前，人性如此脆弱，胤礽被废后，康熙再也无心册立太子。雍正虽然是胜利者，也是心有余悸，干脆搞出了秘密立储制了事，胤礽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九子夺嫡，也就成为八王之乱的最后一眼回望，爱新觉罗氏皇子们，又上演了一遍司马氏诸王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