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八月的一天，雍正在给镇国将军的奏折上批示道：“你的这一本书内之言，皆朕孩堤时背诵之文，并非神奇众人不会奥妙之学。著你作速悄悄销毁，勿令人看后讥笑。”又对他说：“心可取而学问识见不及”，对臣下学问的嘲弄，可见雍正对自身的学问非常自负。
毋庸置疑，雍正的学识根底较为扎实，这与其父康熙非常重视儿子们学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在如何培养儿子教育问题上也体现了作为父亲对儿子们寄予了深切的希望，给他们分别找到当时学问、道德最好的老师，雍正作为其中之一，是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人。他从小便学习满文和汉文，后来还曾回忆自己小时的学习生活：“幼承庭训，时习简编”。
到了青年时期，由于诸位兄弟间的开启了残酷竞争，雍正却终日醉心佛学典籍，参禅问道，给外界一个超然物外的印象，他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亲自编辑《悦心集》，使得在其父眼中，这个皇子恪守礼法，善于学习而又心性淡泊，无疑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雍正的打造的刻苦学习的青年形象给康熙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登基之后，雍正依旧将学习贯穿始终，为了“敷政宁人”，通过举行经筵，提高当时的施政水平。他能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熟于胸，往往在理解上与那些宿儒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看不起那些专门咬文嚼字，章句的腐儒。有一次科考，主考官出了“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后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如此题目显然“识量狭隘”，是老生常谈的试题，接着雍正亲自大篇幅阐述了儒家典籍的一些新观点。大学士张廷玉对雍正的见地表示非常佩服：“皇上学宗洙泗，治协唐虞，内圣外王，万殊一本，圣训精微，臣等不胜钦佩。”
雍正往往能够将一些理论用于对臣下的管理和教育，在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上批示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宏阔，志虑精白，不屑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朱批谕旨》。雍正才思敏捷，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写了近千万字的批示，这种工作量，为历代皇帝中罕有，同时也说明了他勤政的一个佐证。他的朱批少则几个字，多则上千言，往往是一挥而就。通过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到他书写整洁，文字流畅，偶尔有口语，很少涂抹。他很自负书法造诣，有时在臣下的批折上戏称：“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灯下写的笑话字了。”
在其自我软实力上，雍正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水平，曾亲自写了一幅康熙的景陵碑匾，又命两个亲王和一个善长书法的翰林，各写一副，然后召集群臣评判，自己解释说：“放学御书，常荷嘉奖”，并颇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非欲自耀己长”。
在才能的支撑下，雍正是自信的，他也经常把自己同其父康熙进行比较，也颇为谦虚说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上是其最大长处。在登基的第五年，他还在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雍正朝起居注》。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对雍正的才情给予了热情赞誉：“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清室外纪》。在综合素质上来看，雍正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骑射武功，他对此不无遗憾地说：“皇考六十年来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无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则待朕勉励于他日……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世宗实录》。
对于康熙二十年代后期的北狩，训练八旗将士，雍正却一次没能进行，“皇考慎重武备，每岁举行边塞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举一行”，但是深知“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为此他派怡亲王、庄亲王和令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和众皇子代表他前去进行。雍正用文书时时与他们互动，并对他们说：“尔等若能令朕垂涎欲得，则尔等方为一群强壮男儿，发奋向前。”雍正本人清瘦，很是羡慕提醒肥硕高大，所以更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活动全面提高身体素质。
在性格上，雍正属于多面人格，同时是个急性子，做事雷厉风行，他自己也说其父告诫他遇到事情要“戒急用忍”他还将此写成字幅挂在书斋。登基的第二年他对辅国公阿布兰的使用检查自己，说没有详查而急于启用阿布兰，及其犯罪又不能隐忍，就是没有实现“戒急用忍”《雍正朝起居注》。
在给大臣李紱的批示中还说自己的急脾气：“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在年羹尧事发之后，两广总督因为过去与年羹尧有过来往向雍正检讨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朱批谕旨》。
对于交办的事务未能得到臣下及时回复，雍正往往申饬说：“朕日理万机，刻无宁晷，费一片心血，亲笔训悔之旨，竟一字不复，想汝终日在醉梦中矣。”雍正的综合修养为清代皇帝上乘，其勤政的力度也均为前列，如同一台孜孜不倦的机器高负荷运转，同时为历史留下了一面放大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