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会质疑，在天子说了算的时代，老百姓的“请愿”能有人听吗？
正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民意”概念和君王如何治国，古来就一直被一些学者所“推崇”，历史上也不乏愿意听“民声”的帝王。
汉魏之后，各朝代在考核官员政绩时，“询诸民言”就是一个重要的评分项。到了南宋，基层官员要升迁，首先就得听老百姓的意见，这几乎成了当时地方官场常态化的流程。
当时，采集“民意”的途径有两种：
第一种，自上而下，也就是朝廷派出巡抚使或者台谏官员到地方，采用“吏民条言”和“吏民言”的方式，了解考核当地官员任职情况是否“够格”。辛弃疾就做过江西安抚使，到地方检察官员工作情况，收到群众举报后，从朱熹那讨回被其扣押的数船粮食。
第二种，自下而上，名为“举留”。朝廷鼓励民众直接向上一级领导部门“告状”，这些都会作为评判地方官员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决定他们未来官场的前途。
曾经，宋孝宗就评价过这种方式的优点“民意宣，则民心顺，吏治清，风化行”。可见，这位皇帝相当重视老百姓的内心想法。其实，当民意成为官场的一个“评判标准”，官员们自会重视“民意”，也就会做到“亲民”。
当然，好官自有民意在。
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任职福建宁德县邑薄，做了不少利民好事，当地群众对他的评价甚高。可他的领导，却是嫉妒其才能，列了一份他的“罪名清单”，准备诬陷他。等到浙东南路监司到宁德检查工作时，被上千名群众拦下，直接问：“陆主簿究竟犯了什么罪？”
这位监司大人是个明白人，一回到衙门，就对诬告之人发了一顿火，直说“荒谬”。因为，陆游在那工作了五年，于是，宋孝宗继位后，由于他的“民意”分数很高，皇帝特意下诏给予表扬，还赐其为“进士出身”。
高宗时期，杜颖代理永丰县令时，明令禁止吏役不得打着“纳税”名义骚扰百姓，还取消了抓捕逾期不交税者的规定。此外，他还采取了约定的方式，允许民众自行缴纳，对于实在困难者，会一再放宽期限。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反倒积极主动去缴税，工作任务得以提前完成。
等他离任时，大伙都向上级领导反应，感谢派来了一位如此一心为民的好官。所以，他不仅得到了“好评”，还为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当然，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正负效应，“民意”也不例外，敬畏其者，会兢兢业业为民办事，“狡黠”者，则会“利用”它给自己政绩“贴金”。
在韩侘胄任职丞相时，湖南有一批州县官员，由于，工作失误或者其他连带原因，先后被罢官，但在当地的口碑却是“好评”，并将他们做的政绩都一一列了出来。于是，他得知后，就让这些官员官复原位了。
后来，再一核实，永州知府陈冰这些人，居然先“犯案”，再用“行善政”方式来弥补，想用“民意”替自身开脱罪名。之后，有司再次向他报请，并向当地民众说明了真相，使得这些官员重新被罢免。当然，这种利用民意“作秀”的官员，历代都有。
可见，“民意”有时也会成为“制服”“恶官”的利器。
宋光宗时期，广西某县的主簿，周荣和县府工房书吏常红等人通过劳役来向民众索要贿赂。于是，大家心里不服，便组成团体去州里上告。
周荣获知情况后，心中害怕，骑着马赶了40多里地，拦住了上告人。随后，周荣再三求饶道：“我14岁开始读书，熬了这么多年，才坐上这个位置，请求你们放过我吧。”
可见，“民意”有时也会成官场“官斗”的武器。
宋高宗时期，向子忞在衡州任职，正逢干旱，米价暴涨，每斛卖到了一万五千钱。之后，他赶忙派人去粮食丰收地区抢购粮食，在原价的基础上加上路费，以每升六十钱出售，缓解了当时的灾情。但他这一举动，却损害了那些想发灾难财的富豪乡绅的利益。
于是，这些富豪乡绅也扛着“民意”，跑到湖南提刑衙门上告。
但“巧”的是，提刑大人和向子忞曾有过节，便借此事，将他给罢官了。不过，真相是无法掩盖的，消息传出后，大伙都跑到衙门敲鼓，纷纷表示“愿举留”向大人。当时，场面声势之浩大，鼓声震天，鼓面都被击裂，吓得提刑大人找了个“巡视”借口，连夜溜了。
其实，古代司法中的直诉制度，起源于西周时代，以后被历代沿用。
到了宋代，帝王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重视民意表达，希望可以及时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虽然，这些对“投诉”制度的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便于朝廷督查官员的“言行”，但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纠纷，却没有从源头上遏制官僚的贪污腐败。
参考资料：
【《宋史·道学·朱熹传》、《陆放翁先生年谱》、《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