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金刚经》注释本
甘肃藩台先后收到文武两位官员（叶昌炽、廷栋）的报告，1904年，却以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仅给汪宗瀚发了一纸“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1906年，敦煌新县令黄万春到任，向清政府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发现藏经洞之事：“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佛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云（《敦煌遗书之厄与学术观点之窒》）。惜乎这只是一册地方志，而非正式报告。
王圆箓无奈，竟斗胆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偏远地区的文化事件。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不知戈壁上交替了多少个昼夜，远在西北大漠的王道士，始终没有等来帝国中央的回复。
未毁坏前的莫高窟
大肆被劫掠的开始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
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斯坦因在莫高窟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稀世文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
伯希和在藏经洞内挑选经卷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壁画
谁从根本上毁坏了莫高窟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但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
未毁坏前的莫高窟
道士的凄惨晚年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他，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互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由此可见。
中年王道士（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
1931年这位千古历史人物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毕竟他在莫高窟还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几个忠实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孙们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也为他修建了一个很有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