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大需求。由此可见，安定的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早在唐代，这种对治安的需求就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而唐朝时首都长安又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治安管理的呢？
唐长安城示意图
一、长安作为唐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不仅自身涌动着错综复杂的暗流，而且还在不断的吸引着其他地方的势力
长安，在唐朝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因为这种独特的环境，长安的治安形势一直都不容乐观。
长安治安条件差的根源在唐初之际就已经埋下。唐代初年，唐高祖李渊属意其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对于战功赫赫的二子李世民却也不加以打压，反而封其为天策上将，执掌军政大事。
这种危险的政治结构，直接导致了朝中人心浮动，让李世民产生了谋朝篡位的想法。
很快，在公元626年，李世民向李渊密告太子李建成与后妃有私。李渊大怒，召李建成入宫。李世民趁机在玄武门埋伏重兵，一举杀害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逼迫李渊让位。这场事件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玄武门事变”。
玄武门
玄武门事变宣告了唐高祖李渊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开始。此后，李世民治国有方，唐朝出现了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所以玄武门事变也被人不断美化。
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掩盖不了其弑杀兄弟、谋朝篡位的恶劣行径。所以，玄武门之变从发生之际就给当时的唐朝人民，尤其是身居旋涡中心的长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扯下玄武门事变的历史色彩，它其实就是一场以武装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投机。然而这场投机给当事人带来的天大的收益，却直接点燃了长安无数人的欲望。
至此以后，投机和暴力就潜藏在长安甚至大唐人民的心里。在此基础上，侠文化野蛮生长。终唐一朝，民间侠文化浓厚就与此有巨大关系。
唐朝治安一直提不上去可以归咎于侠文化，但长安治安却远远不是一个侠文化可以概括的。
首先，长安是唐朝的首都，李唐皇族和公卿将相都生活在其中。这帮人天生凌驾于法律之上，再加上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做的好榜样，所以成天想着怎么搞政治投机，武装夺权，即便是没什么志向的纨绔子弟，也少不了斗鸡走狗，呼朋引伴。有这么一帮人在，长安的治安几乎不可能会好。
其次，长安是唐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定位天生就能吸引五花八门的人。尤其是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都疯狂涌入长安，这其中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管好治安，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安史之乱
最后，由于唐朝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王朝，其自身衰亡是不可避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渐式微，长安也屡屡遭受兵祸。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治安了，长安百姓想活下去都难。
二、虽然帝国设置了大量管理治安的机构，但由于扰乱治安的本来就是上流人士，所以这些机构往往落于形式
当时的长安对唐帝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长安是首都，是唐帝国的脸面。哪怕仅仅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唐朝统治者也不会放任长安的治安情况一再下跌。
正因如此，有唐一代，管理治安的机构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负责整个长安地区治安管理和地方行政的京兆府，京兆府始创于唐朝开元元年，是唐玄宗为了管束长安地区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而成立的专门机构。
京兆府不同于其它司法机构之处在于，京兆府不受逐级上诉的约束，凡是经过证实证据确凿的案件的案犯都可以当堂判处死刑的，相当于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除京兆府以外，也有早在北周时就设立的的万年、长安二县。二县以长安朱雀大街为分界线，分管东西坊市，“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是长安治安管理的主要力量。
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
唐朝管理长安治安的最高机构是总管天下刑狱的御史台。在唐朝之前，御史台只负责参知政事，谏议国策。直到贞观年间，才增设了台狱司，开始拥有司法权力。由于御史台直达天听，故而对于皇亲贵族犯事，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除以上三者以外，唐朝负责治安管理的机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讲了。从如此多的治安管理机构来看，唐朝的治安管理体系应该很完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的治安环境应该并不乐观，否则也不会连负责宫禁安全的左右金吾卫也兼具巡视长安各街市的职责。
但是，这么多管理治安的机构，在很多时候都在吃干饭。原因很现实，长安嘛！最不缺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些管理治安的机构看似权力很大，可是真要碰上背景大的，谁敢公正执法。
回纥兵力
就比如，安史之乱爆发后，即位的唐肃宗为了借回纥兵力收复长安，向回纥人允诺，将整个长安的财货都赠送给他们。回纥人借此良机在长安城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长安有司没一个敢过问的。
即便是有一些良知尚存的机构想要管束，最终也因为遭到武力报复，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
“回纥使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资治通鉴》卷 二二四 唐纪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