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遗落（一）—— 一位道士

文明的遗落（一）—— 一位道士

文明的遗落

破败的莫高窟

关于敦煌莫高窟，于右任先生写过一首诗：

敦煌纪事诗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做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莫高窟在近代的凄惨遭遇，这首诗一笔道尽。既讲了近代敦煌学的兴盛，又将那段屈辱辛酸的历史再次掀开！

敦煌文明的遗落，我们从一个道士讲起。

道士王圆篆旧照（斯坦因拍摄）

一个道士的前半生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几年书，本名圆箓。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因为家乡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从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大旱之季，各地均已弹尽粮绝，为满足口腹之欲，王圆篆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肃州地区向来道教盛行，道士习惯在驻军兵士中传播道教教义，王道士在军中便已皈依道教。岁月悄然流转间，王道士已到退役之时，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道士自古就有云游四方的传统，王道士也不例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已入不惑之年的王道士云游至敦煌三危山时，偶然间发现了布满精美壁画和雕塑的洞窟。惊喜之下，王道士惊呼“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从此，王道士便定居于敦煌莫高窟。

清朝年间莫高窟照片

主持清扫莫高窟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

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

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并想起名“下寺”。

现莫高窟三清宫

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我们国家的处境一样，真是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他完全可以就此了却残生，但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与莫高窟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他。

未毁坏前的莫高窟

藏经洞的发现与上书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王道士当时雇敦煌人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兼收布施，登记入账。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果坐此窟甬道内抽旱烟，在北壁磕烟锅头时，感觉有空洞回音，于是怀疑有秘室，告诉王道士。两人在五月二十五日半夜打破墙壁探察，发现了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

莫高窟经卷照片

王道士意识到藏经洞中的经卷文物价值必然不小，开始了匹马孤征的艰辛的文物保护征途。他曾徒步行走五十里，怀揣两卷经文，奔向时任敦煌县令严泽，试图引起县令重视。可愚昧无知的严泽，把这两卷经文看作是两张发黄的废纸罢了，寥寥两语便打发了王道士。

1902年，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出一包写本及绢画去拜见。汪县令对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看过样品后，也颇感惊异，事后还专程前往考察，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只是将王圆箓送来的经卷、佛画挑选出数件，分数次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在看过有关经卷后，也为其文化价值所震惊。1903年末，他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其将文物运至兰州保存。

王圆箓陷入长久的等待之中，于是又挑拣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拜望他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大人颇具书法造诣，看过经卷后竟然认为，这些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表示不感兴趣。但道台大人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外送来经卷的劳苦，便将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上报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省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