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最近一篇《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以论断式的结论，将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成确立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所谓中原地区。但纵观全文却无让人信服的科学、考古与文献依据。
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以河南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这是相关方面对中原文化的定义，具有很强的行政地域指向，这在学术研究上是很不严谨，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现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证据进行一一剖析，各位读者可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思考！
从考古发现看，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孕育、萌生、发展、确立的过程。
原文是以考古发现做出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如文字的产生，诗歌的形成、《诗经》的产生、儒释道思想的产生成型等都无涉及。考古发现也证明不了这些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中原地区的因果关系，因此，仅仅从考古发现做出的这个论断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距今约6000年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颇具特色的彩陶对周围地区影响巨大，其影响范围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恰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仰韶文化的命名，只是因为其是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村，并不代表其是仰韶文化的发展诞生地，其代表的文化也不是地区所独有。况且其代表的文化其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发现，有何考古证据、考古研究证明其他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是仰韶村传播过去的？而不是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到仰韶村而保存下来？因此说，仰韶村彩陶文化“对周围地区影响巨大，其影响范围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也是缺乏充分详细的考古证据。“大型聚落集中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更是一种误导性的猜测，将这些聚落与黄帝炎帝联系在一起，缺乏考古学的逻辑与职业素养！
在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它们彼此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画卷。通过彼此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例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在距今6000年到5500年期间分别出现于黄河中游、长江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相聚数千里之遥却存在相似因素，暗示着当时中华大地各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信息交流，由此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而这正是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等在同一时期都有出现，考古证明了龙形象具体产生于何地了吗？这与“中原文化”的主根主脉有必然关系吗？这是多元一体文化还是一脉多元文化？
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如具有黄河下游地区特点的陶器、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等。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先后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这又是一个猜测性的判断，毫无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这是考古发现吗？这又如何判断它们是对中原地区的汇集，而不是中原对它们的影响？如何通过考古学证明中原文化是对它们的吸收？以个人猜测性的看法，得出的观点判断，正确吗？
中原文化是主根主脉还是各地文化的混杂？
进入夏王朝之后，特别是夏王朝后半期，中原王朝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从尧舜时期以对周围地区先进因素的吸收和汇聚为主，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位置判断，它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的都邑所在。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宫城，开中国古代择中立宫制度的先河。在宫殿基址附近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容器、石磬等乐器和各种玉礼器，说明这一时期铜和玉制礼器成为彰显和维护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后世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先河。
在无考古发现证明尧舜禹、夏王朝与“中原文化”的对应关系，判断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末期王都，并得出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是夏王朝或王权统治的证明，在考古学上严谨吗？是无可置疑的对应关系吗？只有夏王朝有“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其他周边部落就没有“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夏王朝可是1800国，商初还有800国，这800国没有与二里头遗址相同规模的“王权统治的礼乐制度”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