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智熙善《安南喜雨》中的“杨仆楼船何用入，马援铜柱不须标”，傅若金《七月十一日赴安南》中的“班超万里终投笔，郭隗千金更筑台”，《志喜》中的“谕俗岂劳司马檄，朝周终见越裳来”等诗中，都反映出安南诗人善于用典的写作习惯。
除了善于用典外，安南诗人还喜欢赋诗以记安南国的奇异景象。在两朝使者正式的对外交涉开始以前，使团成员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欣赏沿途的风光，在元朝著名朝臣兼诗人陈孚的《交州稿》中，就多有沿途纪实之作，形象的道出了使团自北地南下时经历的地理气候变化以及所见所闻。
陈孚人格、性情及其感悟；社会风情的刻画者
1、对家国情感的独特理解对战争与生死之痛的反思
元代文人面对最多的就是科举长期不开造成的仕途方面的坎坷和环境的压抑，他们对于仕与隐、君与亲、名节与生命等精神体验和选择更加的复杂与矛盾，或许可以说元代诗文总体的成就比起唐宋有所不如，但仅就对家国、对生命的悲剧性的认识而言，也许元人的理解更加的细致和深刻。
元朝统治者发动的元越战争为两国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与痛苦，许多百姓在战火的屠戮中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乱世危局，存亡兴废，总会有文人武将以歌壮志，以诗载史，在整个社会的悲剧下，安南诗人以自己的诗歌为载体，表达出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与对身处战争旋涡中的百姓的无尽怜悯与同情。
元越战争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的交织
此外，中原安南诗人还有对家与国的纠结情怀，正如儒家传统道德语录所言：“父母在，不远游”，这体现出封建伦理中对于“孝”的要求。但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元朝皇帝常会选任使节出使安南，此时诗人内心中的两大精神基石“忠”与“孝”发生了冲突，尽管依据“豫让逻辑”，他们自然应该舍小家而顾大家，但这样一种抉择仍难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阵阵波澜。
如陈孚在《江州》一诗中就通过一句“?烟蛮雨交州客，三处相思一梦魂”展现出了他对家人真切的相思与愧疚之情。
再加上出使之路的奔波之苦与路途艰辛等客观境遇，为出使安南的诗人原有的家国情感中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在前途生死未卜与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元代安南诗人既满怀壮志豪情又缠绵悱恻的总体韵味被展露无遗。
儒家思想教育
2、崇尚儒风，主张以和代战
尽管城市经济迅速繁荣与市民阶级的快速壮大刺激了元代通俗文学特别是戏剧的发展与繁荣，但“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统地位，它仍然是广大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情感、人生追求、审美志趣的主要文学形式。
尤其是在表现重大的人生思考与深刻的精神活动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元代安南诗人在描写百年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的同时，亦表达出对以德治国的弘扬和德治社会的向往。
在安南诗人看来，元对安南的手段与政策，应对依照儒家对待周边民族的原则，如《尚书·大禹谟》中“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一般应对安南陈朝以德服人，文德教化，而这正与蒙古族王朝采取的武力威胁有着极大的不同。
尚书·大禹谟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大概了解了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元越两国之间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孕育出了这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通过一己之力为元代的诗歌文坛添砖加瓦。
通过元代安南诗人的多元融合创作，我们能够了解当时两国人民的心态，读懂当时人民的家国之思与悠然的心境，此外，安南诗人的传世作品还开拓了时人与后人的眼界，不仅帮助当时的人民更好的了解两国之间不同的地理与风俗，更有助于后人对元代两国之间交流与历史的了解。参考文献
1、《安南志略》
2、《元史·地理》
3、《全元诗》
4、《安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