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即今之越南，《职贡图》中记载，其本是“古交趾地，唐以前皆隶中国”，自五代时期安南击退南汉统治之后，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藩属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早在蒙古国蒙哥汗七年，蒙古人就开始经略安南，以强大的武力确定了元与安南之间的宗藩地位，从而揭开了二者之间的百年关系史。
元朝与安南陈朝的交往十分频繁，两地之间来往的使者与商旅络绎不绝，在文化方面，突出表现为大量描写元与安南两地交流与风俗文化的诗人群体涌现出来。
《全元诗》中涉及的大量元代安南诗就是最好的佐证。下面，本文就将从多种维度来看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
职贡图由来——千年中越关系下衍生出的诗人群体
1、因战争留居元朝的安南诗人
要想了解元越两地之间的交流过往，首先要从元朝建国初年的蒙越战争说起。公元1260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
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六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南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局面。之后元朝持续对外扩张，尤以东南亚各国作为经略之地势在必得。
由于忽必烈致力于平宋，元宪宗四年（南宋宝祐五年），蒙古计划占领大理国与位于东南的大越（即越南陈朝），从而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将宋朝的剩余势力赶尽杀绝。
在公元1257至公元1288年的历史中，元朝共对越南陈朝进行过三次侵略战争，在元朝与安南的战争中，一些安南诗人流寓到元朝并定居下来，创作出许多不同寻常的诗篇。
忽必烈
2、来往使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载体肩负政治重任的元朝使者
《元史·地理一》中载：“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由此足可见汗廷使者足迹涉及之广。尽管因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元越两国之间时有纠纷与摩擦甚至是战火的出现，但由于蒙古人在多次侵略战争中发现要想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安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故而在二者之间长达百年的关系史中，并非一直是兵戎相见，狼烟四起的，在成宗之前，元对安南一直实行征伐与安抚交替进行的策略，每当双方基本进入和平的阶段，两国之间的人民的交流与来往也会变得愈发的频繁，可以说元朝时期安南诗人的出现于当时两国之间密切的交流是离不开的。
武力征服安南
据《元史·诸帝本纪》与《安南传》等史料的记载，元朝共向安南派出过27次使臣，这些使臣在肩负促使陈朝安心归顺与两国之间和平往来的政治使命的同时，还成为了元越文化交流的使者。
许多使臣撰写的出使记录都是以诗歌为体裁的，如李思衍、文矩、陈孚、杨宗瑞、杜与可等使臣都作有可供传世的安南纪诗，这些使臣也成为了安南诗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化熏陶下的安南朝臣
安南与古代中国的渊源十分深厚，历经数百年中华文化的熏陶，安南陈朝王室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朝臣中也不乏精通汉文化者。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在元朝期间，安南地区诗人辈出，很多人都会熟练使用汉语写诗。
李思衍作品
在《元诗选》中就收录有十二首由安南国王陈益稷所作的诗篇，此外，还有陈仁王（陈日燇）、陈英王（陈日套）、国叔昭明王（陈日煃）等人，都是十分著名的安南诗人。正如元朝使者张显卿在《安南志略》中所言，“安南虽小文章在，未可轻谈井底蛙”。纪行诗——安南诗人的代表作品
众所周知，元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杂剧与散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堪比唐诗和宋词，但元代的文学宝库中绝不仅仅只有这两朵奇葩。
其诗歌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十分丰硕，大放异彩的，而在流传至今的描写安南风土人情的传世诗作中，由以纪行诗为众，那么究竟为何元朝的安南诗人群体会选择创作纪行诗呢？他们创作的纪行诗又对元朝的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安南志略
1、创作缘由——南国奇景，诗兴大发
在元代士大夫的记忆中，安南国已不再如历史上一般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与安南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因而元代的使节在出使安南国时，与唐代人的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更多的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自居。
在出访期间，元人见到的是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文化形式，这个万里之外的南方国度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这种独特的体会给文人提供了绝佳的灵感与创作内容。
同时因为元朝与安南的关系趋于缓和，使节的任务主要是例行的宣布即位诏书和颁历，并不会的特别繁重，故而待使命完成后，元人有更多的机会发挥闲暇馀兴，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作品，这也成为了元代安南纪行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元代诗人
2、写作风格与习惯：善于用典，叙事抒情
由于许多诗人对安南地区的第一印象基本上停留在古代的史书中，故而善于用典是安南诗人创作的一大特点，尤以安南地区设置郡县、平定战乱的历史广为诗中所用，“越裳朝周”、“陆贾使越”、“马援铜柱”等典故都是安南诗人潜心读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