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
大概是怀着深深的歉疚，万历皇帝对他这位皇三子简直好到离谱，万历皇帝估计大概是这样想的，既然这帮子人让他这位好三儿当不上皇帝，那就让他当个最富有的藩王。理论上来说，在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洵被封为福王的时候就应该到藩地去了，可是一直拖到了万历四十二年，朱常洵才就藩洛阳。单单是朱常洵在洛阳王府的花费就是“常制”的十倍，万历皇帝在各地通过税使、矿使搜刮的钱财和各种奇珍异宝也是多数都赐给了朱常洵。万历四十二年朱常洵离开北京城时，根据明史的记载：“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这简直是儿行千里爹担忧，三步一回头了。万历皇帝赐给朱常洵庄田四万顷，朝臣们对此反对，另外朱常洵也觉有点忒多了，也推辞了，最后减到了两万顷，那明朝一共有多少耕地呢？明史食货志：“万历六年，皇帝用大学时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就是这两万顷，河南都凑不够，为啥？因为这两万顷是正儿八经的“腴土”，就是上好的那种耕地，最后又从邻近的山东和湖北拿了一部分才算补齐。有了这么多地，这朱常洵还是不知足，又向他爹万历皇帝把江都至太平沿江的杂税，四川盐井银，榷茶银都要了过来，又要了淮盐一千三百引，在洛阳开设盐店，并且规定只能买福王府家的淮盐。这个朱常洵知道享乐和贪财，怂恿家仆无恶不作，史料中说他：“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到万历的孙子崇祯朝时期，这时河南大旱，甚至都有人吃人的现象了，这朱常洵依然在他的王府里饮酒作乐，这位万历皇帝心目中最合适的太子人选朱常洵就是这样的一个货。看看万历皇帝的这波操作，万历皇帝一边消减着宗室人员的俸禄，一边都想把明朝的国库都搬给这位皇三子朱常洵。明朝的一些王爷们在地方上欺男霸女，欺压地方官府，为非作歹等等这些事估计都没少做，他们占有大量的田产，比如在成都附近半数以上的土地都是在王府名下，明朝藩王的庄田总数估计在二十五万顷以上，同时在整个宗室俸禄总额中这些亲王和郡王的俸禄也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个状态的写照，并且一些中等爵位和低等爵位的宗室人员仗着特权，有奸淫掳掠等违法恶行。只要是人，就有好的坏的，这和是不是宗室人员没有必然关系，但是明朝这个宗室制度我觉得却是很坏的。然而，朱门与朱门却是不一样的，到明朝晚期，随着宗室人口的剧增，那些人数最多的底层宗室人员有的甚至连俸禄都发不下来，按照祖制，他们不能从事商业，不能种地，不能参加科举，那咋办？为了活命，一些远支底层宗室人员甚至故意犯罪然后到牢饭混饭吃。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朝宗室人口的不断增长，由宗室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多明朝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主张开放宗禁，让中低爵位者自食其力，比如戚元佐在《议处宗藩事宜疏》中就说：“各藩封爵，不必尽授，有不封者，士农工商，各从其便，一切出城、越关之例，尽驰其禁，使人人得以力业，则各宗有谋身之策，而国家纾空乏之忧。”王世贞在《策宗室》中也说道：“请毋赐爵禄而宽其禁，使其贤者得与寒士角长而受仕，其不肖者，从事于南亩，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与。”但是，明朝后世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勇气去突破所谓的祖制。
清军入关初期形势
明朝的宗室制度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带有严重理想主义和封建等级色彩的制度，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给明朝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到后期，宗室俸禄占去了明朝财政三分之一以上。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宗室之间的不平等，一些亲王郡王们在各地占有大量的田产，享有各种特权，为非作歹，巧取豪夺进行土地兼并，使得民间对朱明王朝越来越反感，可谓一泡老鼠尿坏了一锅汤，另外一方面，很多底层宗室人员却面临俸禄发不下来的局面，又受到种种限制，不能自食其力，这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到了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时，崇祯皇帝面对各种危机，简直都快疯了，对宗室的管理，估计已经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了，那就是你们爱干嘛干嘛去。假如崇祯皇帝能够挺过去，明朝不灭亡话，崇祯皇帝估计就要突破所谓的祖制了，明朝的宗室制度估计也会进行改革了，明朝的皇帝不会去养数量无限增多的宗室人员的，远支低爵位的人可能就要排除在明朝宗室之外了。对于大明王朝而言，明朝的宗室制度就像一个毒瘤，在明朝初期，其“毒性”就相当强，边疆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兵权，可以主持地方政务，对明朝中央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明成祖朱棣以后，藩王的兵权逐渐被剥夺，然而，宗室人口却越来越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毒瘤越长越大，相比于其明朝之前的其他朝代，明朝的宗室制度可谓相当奇葩，戚元佐在《议处宗藩事宜疏》中就说：“封建同姓，世世相传，此古之有之，坐食县官，爵职世授，则古之所无”。明朝的宗室制度到明末时绝对一个是问题，它对明朝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拖累。而明朝末年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则是明朝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豪门大族与宗室藩王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数量最多的农民却占有越来越少的土地，却要承担沉重的税赋，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天灾只是一个诱因，与天灾比起来，人祸才是更可怕的。明朝的很多宗室人员的最后结局是很惨烈的，在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后，他们遭到了大肆地屠戮，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对大明皇族可谓相当严酷，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等词汇，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明朝宗室成员，可谓哀鸿遍野。而在满清入关以后的初期，清朝对明朝宗室也是大肆屠杀，直到清朝政权稳固以后，才开始对原明朝皇族后裔采取了怀柔政策。这或许是朱元璋没有料想到的，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却往往很骨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明朝宗室人口，这些明朝藩王和宗室人员他们和大明王朝其他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也是形形色色的啥人都有，有人品端庄的王爷，也有混蛋王爷，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这个宗室制度是落后的腐朽的。最后，通过这件事，我想说的就是对于父母而言，须知“儿孙自有儿孙福”，在成年之后，每个人都需要独立地对自己的一生负责，自食其力比啥都重要，对子女甚至子孙过分地“包办”和“溺爱”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