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指出：在督抚贪赃案件的查办上，查办谁不查办谁，查办哪些情节，官僚机器是完全处在皇帝的掌控下，办案不得有疏漏，也不准波累迁延。也就是说，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别的事情不准管，办案人员没有主动权。况且，三万余两白银的涉案金额，也足以让和珅终结李侍尧政治生命了。
四
和珅下一步要做的是根据律法，给李侍尧拟一个罪名和相应的惩罚。注意，是“拟”不是“定”，作为代表皇帝的钦差，而不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和珅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在清朝的法律中，有三种罪名可以分别对应今天的贪污罪与受贿罪：“监守盗”相当于贪污罪，“枉法赃（因具体事项受贿）”与“不枉法赃（无具体事项受贿）”相当于受贿罪。李侍尧所坐实的罪名属于受贿而非贪污，但因为受贿罪在清朝法律的规定量刑中，并没有可论死的条文。而贪污罪中则明文规定：“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和珅援引这条法律，建议处李侍尧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在罪行与罪名上的移花接木，倒不是和珅的独创，当时大多数贪官都死在这一条法律上，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的确符合这条法律的规定。为了表现办案人员自身对贪污行为的深恶痛绝，办案人员的建议上还会加上“请即行正法”的铿锵语句，建议超越法律条款，提高量刑。和珅却没有这么做。终结对手的政治生命已经足够，此后是否要再进一步，该是皇帝的事。他很聪明地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在李侍尧被查办的公元1780年。地球的另一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四十二岁，他的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早已问世，已经成为西方大陆法系的必读经典。在该书中，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且颁布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贝卡利亚像与《论犯罪与刑罚》书影
这些话是“罪刑法定”刑法原则较早的明确阐释。如今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惩处违反正义的行为，那么就先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把现有法律东拉西扯地满足个案的需要。
法律自有其尊严，不应该像件不遮体的破烂衣裳似的被扯来扯去。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扯了也就扯了，没什么办法。在本案中，没人会同情李侍尧，甚至有一大波人为和珅叫好。
五
接到和珅从云南发来的案情报告和量刑建议文书，乾隆帝佯作惊诧：“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妄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杜斌先生指出：清代司法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一审终审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即使是钦狱大案的督抚贪赃案件，皇帝也很少直接核准初审拟罪，而是交诸“三法司会审”乃至“九卿会审”程序复审。
到了复审环节，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清王朝正儿八经的司法机构——终于有机会正式露面。可这一次，乾隆帝却跳过三法司会审的环节，将李侍尧案的复审直接升格为“九卿会审”，也就是三法司要联合六部尚书、侍郎、右副都御史、通政副使、大理寺少卿等几乎所有在京高官四五十人一起来复审。司法系统好不容易有机会发挥点作用，却也不过是个配角。
乾隆帝嘴上说本案事关重大，应该慎重定刑，而实际上是想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暗地寻找支持，保住李侍尧。不成想李侍尧做事过于高调，人品实在太差，大家都对他深恶痛绝。九卿会审的结果是，建议皇帝将斩监候升级为斩立决。
这下乾隆帝尴尬了，惯常的法律程序被他一步到位地走完了，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九卿会审之后就该由他定案了，要保住奴才李侍尧，他就得否决九卿会审的建议，而否决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总不能直说没有李侍尧就没人给他奉上贴心贡品之类的大实话吧。乾隆帝还是得扭扭捏捏地在法律程序上做文章，如果现有的程序帮不上忙，那么就弄一个新的程序出来。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七日，皇帝发文各省总督、巡抚，将李侍尧案相关卷宗下发给他们阅看，命令他们给出对李侍尧的定刑建议。这种史无前例的“各省督抚定谳具题”的特别法律程序，以看似颇有些法理意味的方法来实现枉法的目的，不能不说乾隆帝确实很聪明。
第二年，皇帝压根没提什么再议李侍尧罪状的事情。皇帝不提，司法系统也没有任何主动权，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这一年甘肃爆发“塌方式”腐败窝案，上至巡抚王亶望，下至几乎全省知县全部涉案。乾隆帝震怒异常，被他派往甘肃查案的人，正是他最喜欢的奴才李侍尧。临行前，皇帝终于摘去了他的死囚头衔，还给了他三品官的顶戴花翎，代理陕甘总督，前往甘肃查办王亶望。
办案结束之后，三品顶戴换成了总督该有的一品，李侍尧又回到了案发前的高度。此时，他死而复生后的第一批贡品也送到了皇宫，乾隆帝乐不可支。
公元1784年，在镇压甘肃回族起义时，李侍尧再次被人举报玩忽职守，乾隆帝也再次启动司法程序来敲打他，九卿会审给李侍尧定了个斩立决，而乾隆帝这次则直接将其改为斩监候，用同样的手段，把李侍尧捞了回来。李侍尧一年后复出，任户部尚书。此后又先后担任湖广总督、闽浙总督。
公元1788年，李侍尧死，他的进贡次数最终定格为155次，进贡物品共计2413种，其总数和总价值难以估量。仅以其就任两广总督三年间的进贡来看，就花费黄金1213两，白银41800余两。这还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并不包括李侍尧吃掉的回扣、差价和向下属勒索所得。这些金银，哪点不是民脂民膏？
可惜，先贤荀子早就说过：有治人，无治法。古代中国的治理，归根结底靠的是人、皇权，而不是靠法律、法权。皇权的存在遮天蔽日，包括法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力，若与之发生冲突，都将不复存在。
这是教训，不是经验。
不过，李侍尧真是不争气。为了保全他，皇帝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却还是几乎无人替他说话，陕甘总督、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湖北巡抚、陕西巡抚，还包括他的下属贵州巡抚都认为九卿会审的结果是对的，请皇上批准执行。直隶总督、四川总督、代理云贵总督、东河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江西巡抚、广西巡抚、代理云南巡抚这波人更狠，请求乾隆帝继续深挖李侍尧的其他罪状，让他死得更惨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