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诞生这个想法之后，钟嵘便对汉朝以来的五言诗作者进行了排序，他将这些诗人分为三档，分别是上品，中品和下品，对于分类的根据，钟嵘语焉不详，只提到这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和喜好来进行的。
《诗经》中的《关雎》等作品就有反复咏叹的文段
对于为什么只收录五言诗人，而不收录在当时依然流行的四言诗人，就是因为在钟嵘看来，五言诗是更加合理先进的存在。在他看来，四言诗中存在着太多的反复咏叹，这些重复的字句让四言诗的表达效率相对低下，因此五言才是更加好的诗歌体裁，从钟嵘的这一理论中，我们也能窥见其对于诗歌本质的独特理解。
五言诗扇
钟嵘对于诗歌意义的探讨
前面提到钟嵘对于五言诗的喜好是因为在他看来，五言诗比四言诗能够表达更多的内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钟嵘对于诗歌内容性的重视，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其《诗品》的字里行间。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经》是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随着后来《毛诗序》等《诗经》注疏作品的问世和流行，诗歌逐渐被人们安上了"诗以言志"的功能性标签。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诗歌的抒情功能逐渐被弱化，而魏晋时期一直以来的玄学风气也让诗歌中逐渐出现了玄理诗的分支，他们注重说理，轻视叙事和抒情，并在南朝时期逐渐成为了文坛的重要派别，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追捧。
《毛诗》书影
不过在钟嵘看来，诗歌的发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他的理解中，诗歌的上品不以说理多少为判据，而是要写得有滋味。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玄理诗中的许多篇目，为了说理而失其了文学的色彩，甚至和道家经典《道德经》十分相像了，这样的写作风格让诗歌失去了其本来的风采。在他看来诗歌一定要言之有物，能够让人产生联想，从而进入那个诗歌塑造的世界之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只有这样，才能引发人们的审美情趣，达到诗歌在艺术方面的作用。
老子的道家思想在南朝受众甚广
对于诗歌必须言之有物的理论，其实是发源于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物感说"，也就是诗歌的创作必须是来源于生活的，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内心的感知觉醒，从而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字。在对于事物的定义上，钟嵘的《诗品》比之前的文学理论家更进一步，在他看来除了自然界的事物之外，许多社会事件也都是事物的一种，但凡能够引起共鸣的事情，都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缘起，这样的理论为之后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思路，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而在创作立意方面，钟嵘的看法和之前西晋时期的文学大家陆机差不多，他们都提倡用心灵去感知要描写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揭示出更加本质的规律，从而和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
钟嵘十分推崇屈原的作品
而在这个过程中，钟嵘提倡诗人要加入自己的情感，诗人的创作在描摹事物的同时一定要倾注自己的个人感情，因为在他看来诗歌除了言志的作用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审美情趣，这也是其和古文的本质区别。而想要有美学价值，就要让读者在读诗的时候能够进入作者为其创作的形象世界之中。而这个形象世界，必须要以感情作为基底，否则就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距离感，无法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对于有感而发的叙述，钟嵘在《诗品》中用四季进行了举例：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诗品》书影
这种对于诗歌情感创作情感方面的重视也是《诗品》的重要观点之一，在诗歌被套上了"言志"的枷锁之后，过多的情感介入其实是不被当时的文人所接受的。而钟嵘之所以能够抱有这样的观点，可能和其本身对于《楚辞》的推崇有关，他相对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当然这应该也受到了南朝文坛华丽文风的影响。不过相对于空洞的辞藻堆砌，钟嵘敏锐地发现了情感才是诗歌色彩的真正来源，其倡导也为后来唐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兴盛做出了一定的铺垫。
印刷的唐诗
钟嵘对于这样的诗歌创作方式也十分厌恶，在他看来诗歌的创作要有感而发，因此一定要追求自然的境界，这种用典故组成的诗歌既不能表达作者真实的心声，和读者之间也会产生很深的隔阂，甚至称不上是诗歌，而只能说是五言的古文。对于用典的批判在《诗品》中是这样叙述的：
"'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为了劝诫这些老学究们走出这个怪圈，钟嵘也尝试用儒家经典来对他们进行劝说。他提出在《诗经》中赋、比、兴的用法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生活化，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对于思想的传播和表达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还增加了其审美情趣，因此他鼓励当时的儒家学子们放弃对于用典的坚持，用更加自然的方式来创作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