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的王安石即认识到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他在嘉佑三年向仁宗上书中言道：朝廷的诏令虽然常常都是好的，但经过不称职州县官员的推行，往往会改变朝廷诏令的愿意，把施恩于百姓，变成了鱼肉于百姓，所以朝廷要注意培养干部。
王安石这句话，用白话说就是：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那么如何培养称职的干部呢？王安石提出了四之战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
所谓教之：即除了孔孟之道外，更要开设专门的干部学院，让文人士大夫学习行政、理财、刑狱等实用的执政学问。
所谓养之：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官吏的薪资要位于社会收入的中等，让其养廉耻而远贪贿，更现代的说法叫中薪养廉；同时，用孔孟的勤俭节约价值观去约束官吏不要奢侈浪费和攀比。当然，如果官吏触犯了底线，一定要严刑峻法去震慑宵小起贪贿之心。
所谓取之：即确立明确的官吏选拔制度，而不是被门生故吏、乡党亲贵的关系网所左右，察其才能要审其政绩，察其道德要审其言行，德才并重。
所谓任之：即确立明确的官吏任用、升迁和业绩考核制度，首重技术官僚和专业官员的培养和任用，知农者为司农业寺主官、知工者为工部主官、知财者为户部主官；次重官吏升迁罢黜与业绩考核制度，以三年为期，罢黜庸官、渎职官，升迁明官、清官。
可以说，11世纪的王安石，已经思考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文官制度，只是可惜不能被北宋当时的孔孟士大夫所容忍，让他们学习行政、理财、刑狱等经世致用的学问，等于要了他们的命；更为糟糕的是：如果理财、刑名等学问如果成为显学，也是对儒学地位的巨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