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家的鼓励是民谣的发展基础的话，那么民间的自发传播，就为民谣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基础。按照“匠人营国”制度的建造模式，除了皇城以外，居住区分还为“国宅”和“闾里”两个部分。国宅指的是王公贵族以及一些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闾里指的是古代城镇中有围墙的住宅区，也就是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
西汉民居
《通典食货典》在解释“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时曾注解到：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正是因为民居的封闭性和联合性，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十分密切和频繁。如果套用现代知识来解释的话，这就类似一个网站，而网友们会时常在这个网站上发布各种信息。
况且，这闾里虽然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区，但是它和上层社会的居住区也是有连接点的，这中间的文化传播并没有被隔断，这就使得民间百姓和达官贵人直接形成了一种互动，上层社会可以及时获知民间百姓对于时事以及社会热门话题的一些看法，而普通百姓也可以得知上层社会的大体发展动向。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居民住宅区的分布特点，为民谣的产生和传播营造了绝佳的环境氛围。
第四、国家制度的认可和扶持
如果说老百姓是民谣发展的载体的话，那么国家的政策就是助力民谣发展的动力。既然民谣被视为了解民意的绝佳方法之一，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把其纳为一种监督政策本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民间百姓
西汉时期，还限于是朝堂对于民谣的收集，然后从中总结得出一些东西，但是因为中间需要中转的途径不少，很多真实的民众意见并不能如实反映到统治者那里，那么这些民谣的采集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最为重要的作用，只是成了文化发展上的一种反应方式。比如西汉末年反应外戚专权的《五候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该歌谣的大意指的是外戚王氏五侯的穷奢极欲，明明在民间的传唱度很高，但是为何就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呢？排除皇室对于外戚的放任以外，更为可能的就是有人阻断了民意上传的途径。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因为自身发家致富的经历总结出：只靠下面官府的收集和总结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光武帝设立了“举谣言”制。根据《后汉书》记载：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也就是说，比起西汉对于民谣的重视来说，东汉的重视更有力度，上位者直接把民谣的监察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这和以前只在民间传播的情况比起来，其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统治者的法律条文规定，朝堂只得“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汉光武帝画像
不得不说，这样的制度为朝廷筛选官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比如汉灵帝时的益州刺史郗俭，就因为“在朝烦扰，谣言远闻”而被免官。这么来看，“举谣言”制度的产生，使得民谣的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化传播上，更是体现在对于国家发展的政治作用上，它使得民谣的存在和发展得到了整个社会体系的承认和鼓励。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汉时期的民谣之所以会大范围传播，就是因为民谣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文化载体，它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反应出百姓对于国事发展和一些社会热点的看法。正是因为民谣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得朝堂开始改变对于民谣的看法，从最初的放任发展，到后来的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推动，以及百姓们对其的热衷，都使得两汉时期的民谣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两汉时期，民谣在社会上的传播才会空前繁盛！
参考资料：《汉书》、《后汉书》、《史记》、《尚书》、《通典食货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