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也称民歌，是一种在民间流行的、带有民族色彩的歌曲。由于民谣的时间久远，很多歌曲都已不知其作者。两汉之际，民谣在社会上的传播空前繁盛，那时候还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的机构，如汉乐府。乐府初设于秦，汉初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才被重建，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江南可采莲》、《长歌行》等，均出自汉乐府。
长歌行
而且，让人意外的是，两汉时期的民谣不仅是被记录在了汉乐府这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中，就算是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具有传承作用的历史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民谣发展到东汉时期，朝堂上甚至出现了“举谣言”制度。那么两汉时期的民谣为何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其在社会上可以广为传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民谣，作为一种口头诗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时代产物。民谣虽小，但是却可以从中窥见世道与人心，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舆论趋向。也就是说，这小小的民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当时社会文化的中心思想，而且也是代表着一种民间舆论。而两汉之际的民谣可以得到上位者的高度重视，自然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有着很大的关系。
江南可采莲
第一、汉朝对于儒家思想的看重，是民谣发迹的基础
汉初，由于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刘邦、吕雉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不过，那时朝堂上盛行的是黄老思想，其中心就是无为而治。当然，这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一个从无为到有为的发展过程，体现在治国上的行为就是以民为本、轻徭薄赋，给民间一个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种思想的确立，也使汉王朝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滞后期。很多政治措施因为受到无为思想的影响，无法及时得到实施。同时，由于对诸侯的宽容，也给朝堂的独立发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老子画像
由于黄老思想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到了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从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废除了朝堂对于其他学说的利用，开始注重儒家学说，也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开始发展。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和儒家学说有着竞争资本的黄老思想也开始退出了政治舞台，儒家学说成了汉朝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思想认为：百姓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乃国之根本。如《尚书五子之歌》里提到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汉武帝画像
也就是说，在西汉君主的治理观念之中，歌谣首先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功能。如《毛诗序》中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由此可以看出，百姓对于国家的认同或者是不认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从民谣中体现出来。其次，民谣具有讽刺或怨怒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本就可以反映民心众议。因此，民谣具有社会舆论得以形成的初步结构，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只有高度重视民间百姓的民心民意，做到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治理国家，才可以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所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代统治者普遍认为：重视民谣民歌的发展，就是重视百姓民心的一种行为。
西汉时期儒生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视，才给了民谣发展孕育的空间。
第二、民间对于国事与家事的评价或议论，为民谣的发展构架了文化氛围
《尚书泰誓中》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大意是：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老百姓责怪抱怨我，我如今必定前住伐商。由此可以看出，上位者对于民间民意的重视。
西汉时期，朝廷对于民意的收集，大概分为这两类方式：第一类，就是一些地方属吏或者是刺史对于民意的收集。第二类，朝廷会不定期派遣风俗特使到地方上去巡游，其使命之一就是“观察风俗”，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收集歌谣等民间舆论。这样的收集方式，就给了民间议论上层社会的机会。比如西汉前期的萧何、曹参等人在任职期间，都能做到以民为本，重视百姓的生活和发展，所以他们就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表扬，根据《汉书》记载：萧何为法，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xiaohe画像
而且，民谣的作用不止体现在对于社会上位者的表扬或者是批评，更多的时候，民谣也会表达老百姓对于社会贤达或者是一些文人雅士的看法和议论。如《续汉志》中记载到的：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从这些赞美或是评价可以看出，民谣不止是对社会正史发展的监督，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正是由于民谣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使得社会上有了助力民谣发展的整体氛围。
第三、民居的分布特点为民谣提供了传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