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被杜甫在《兵车行》里称为“边庭流血成海水”的战争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自然得从“南诏”这个西南边疆地方政权的建立说起。
公元7世纪前期，在云南洱海（位于今大理郊区，为云南第二大淡水湖）周围存在着六个比较大的部落，是为“六诏”：浪穹诏（今洱源县）、施浪诏（今洱源县青索）、邓赕诏（今洱源县邓川）、越析诏（今宾川县）、蒙巂诏（今巍山县北）与蒙舍诏（今巍山县），因蒙舍诏之地在诸“诏”以南，故名“南诏”。南诏在政治上一向倾向于唐王朝，“率种归诚，累代如此”。因此，唐王朝也想扶植南诏统一六诏，借以扼制吐蕃势力南下扩张。
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在唐朝的大力支持下，第四代南诏王皮逻阁并吞其余五诏，统一了云南洱海地区，结束了当地各部落长期相互兼并的战乱局面。新兴的南诏政权的版图也从洱海逐渐扩张到包括今天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及云南的全境的广大地区，在西南边陲与唐朝、吐蕃鼎足而立。《新唐书》里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此“云南”即为南诏。可见南诏虽不能与吐蕃、突厥等相提并论，但与唐朝西南边地局面的稳定休戚相关。
唐彩绘贴金甲胄武士俑
开元二十六年（738）时，唐玄宗还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可见当时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谁知不过十几年后，唐、诏关系竟恶化到了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的地步。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天宝年间唐廷政治的日趋腐败。天宝九载（750），皮逻阁的儿子阁罗凤率妻女赴成都，途经唐朝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今楚雄姚安县）。身为唐朝姚州都督、负有安边抚民之任的张虔陀竟然当面对阁罗凤的妻子进行侮辱。阁罗凤起初并不想与唐朝闹翻，还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言，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派军将杨罗颠为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谁知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
是可忍，孰不可忍！阁罗凤终于大怒，决心为妻子报仇，亲率大军北上。按南诏军法，交战之时，只有“面前伤刀箭”的允许退下去休整，而“（背）后伤者斩”。南诏士卒因此有进无退，当然很有战斗力。阁罗凤一举攻破了姚州都督府，诛杀了张虔陀，进而攻城夺地数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