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15]。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遗物。木质车轮已腐朽，据推测轮径为90厘米，有8-12根轮辐，车舆宽约90厘米，未发现辕和轭的痕迹；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
四、黄牛与牛奶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2]、秦魏家遗址[3]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4]，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
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约5%）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产生乳糖酶的能力逐渐降低，乃至消失，这种现象称之为乳糖不耐（Lastose intolerance）、乳糖酶缺乏（Lastase-deficient or hypolactasia）或乳糖不吸收（Lactose malabsorption）。乳糖酶缺乏的人饮用新鲜牛奶会出现胃胀、恶心、腹泻等副作用，不仅不能消化乳糖，而且会影响其他营养的吸收。对于具有乳糖酶的人来说，畜奶就是营养丰富的完美食品（Perfect food）。
广泛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到10%，其他地区界于两者之间，中欧20-40%，南欧40-70%，非洲13-90%，印度30-80%[5]。就中国而言，成年人（14—66岁）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6]。人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乳糖酶的产生与乳糖酶基因（Lastase gene）有关，是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s）和重组（Recombination）的结果，可分为A、B、C和U四种类型，其中A型与印欧人密切相关[7]。非洲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为人类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假说提供了又一佐证.
早在1970年Simoons提出了一种解释此种现象的文化历史假说（the Culture-Historical Hypothesis）[8]。McCracken亦以此为例来说明文化进化与人类演化逻辑上密不可分[9]。新石器时代西亚和中亚就有了大群的泌乳动物牛、羊、骆驼、马和能够消化乳糖的人群，挤奶实践成为可能。有图像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亚已经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内容[10],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
东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是猪、狗，是当时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11]，都不适合挤奶。到了青铜时代才有大群泌乳动物黄牛、羊、马出现[12]，挤奶才有可能。甲骨文、金文中亦有关于挤奶的零星记录。但不难想象试图饮用畜奶的人十有八九会有不愉快的经历。随着中原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牛、马、羊成群的景象逐渐消失，饮奶习俗一直未能在中原普及。
由此看来，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者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考虑到太平洋中某些从未与印欧人接触过的岛民100%缺乏乳糖酶[13]，东亚游牧民和农民均受到过印欧人血缘和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
由于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不能像大多数印欧人或贝督因人一样以畜奶为生，因此游牧民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14]，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五、马、骑马与马车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1]。
乌克兰德雷夫卡（Dereivka）斯勒得尼斯托格（Sredni Stog）文化遗址出土的马骨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骨骼[2]，后来发现作为研究标本的马骨属于斯基泰文化时代。于是考古学家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时代略晚的波台（Botai）文化遗址。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3]。
野马或家马无疑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欧亚草原西端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安东尼等发现马在当时人们信仰体系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例如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略早于波台文化的khvalynsk文化墓地中出土了牛、羊、马的头骨和趾骨，表明马、牛、羊在死者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4]。这种以“头蹄”随葬的习俗在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很流行[5]，一直延续到匈牙利人时代[6]。安东尼等坚信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为此他们专门作了实验，表明行之有效；然后测量了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他们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7]。一般认为野马较矮小，高头大马是人工选择的结果。他们还发现波台的马17%高达136-144厘米，与当代美洲印第安人乘骑的马大小相当（130-140cm）。因此他们肯定地指出自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马和牛、羊一样具有类似的经济价值和象征意义。到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放牧牛、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