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tamed）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后来东亚居民学会和参与驯马的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蒙古草原的一些驯马岩画可为佐证。家马的传播过程亦是驯马技术或风俗的普及过程。驯马一直是游牧民的看家本领。
青铜镜是不属于“游牧三要素”的一种特殊青铜器，亦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原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宋新潮曾谨慎地指出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用金属铸造镜子则可能首先为西北游牧民族所发明，殷商时期铸镜照容才传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区尚未流行[49]。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只不过是中亚或西亚铜镜的翻版而已。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几何纹正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典型标志[50]。
中原虽然不是冶金术的起源地和冶炼中心，在青铜铸造方面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工艺美术方面有独到之处。青铜鼎、鬲、爵[51]，戈[52]等是东亚人偏爱的器物，罕见于他处，很可能是东亚的创造。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认为是马具、野兽纹、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个反映游牧文化的显著特征[53]。东亚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铜铃演变成了铎和钟，并对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铜铎文化圈[54]和钟文化[55]。戈和戟是东亚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56]，主要分布于中原，西方人称之为中国戈戟（Chinese Ko-halberd）[57]。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58]。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鬲、戈、戟、爵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民起了桥梁作用，并且从中充实和改进了自己技术装备。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三、羊与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59]。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60]。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61]。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1960年Solocki夫妇在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萨威·克米（Zawi Chemi）野营地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距此四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Shanidar）,其中BI层与萨威·克米B层时代相当，文化相同。由此推断沙尼达洞穴是当时狩猎采集者冬天的住所，他们夏天到萨威·克米营地生活，并开始了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活动[62]。帕金斯从中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63]。
类似的野营地、洞穴遗址和动物骨骼不是孤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 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C14年代为公元前6460±200[64]。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65]。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66]。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67]。“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 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68]。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69]。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70]。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71]。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