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22]。四坝文化[23]、齐家文化[24]、朱开沟文化[25]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26]、大甸子[27]、二里头[28]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是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原料主要来自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河北、辽宁[29]，或来自山西中条山[30]，云南[31]和四川[32]。
车马具、兵器、动物纹青铜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一般认为是游牧文化的体现，西方学者多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田广金等认为这些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3]，它们渊源于朱开沟文化[34]。林沄发现这些青铜器多见于鄂尔多斯以外，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来源，其中短剑可能来自古代伊朗或西亚[35]。乌恩称之为北方青铜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亚，并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欧亚大陆草原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36]。他认为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不确切的，称之为“斯基泰式青铜器”更是错误的[37]。最近林沄又号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铜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齐观的过时偏见[38]。
其实此类青铜器内容繁杂，功能多样，不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并因时因地而变，是游牧社会不断发展和吸收的结果。它们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关系固然密切[39]，但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并不多见。
车马具与骑马驾车技术同步传播，欧亚草原常见车马具大同而小异，北方地区发明和改进青铜车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带和套包子是罕见的例外[40]。
所谓动物纹（Animal style）是一个模糊而又包罗万象的概念，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亦有部分金、银、铁、玉、石、骨制品，但表现的大都是游牧民偏爱的形象。从工艺角度考察可以分为透雕、浮雕和圆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长的手艺。这些体现游牧风格的动物纹饰大都是游牧民强迫或雇用手工艺人制造的。
鹿石、岩画和墓葬发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带的传统。他们习惯将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带上。腰带上的装饰日益丰富，有的整个腰带都布满了带饰，或者说由带饰组成了完整的腰带。带饰，俗称“西蕃片” ，是动物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北方有大批出土[41]。春秋战国之际系带之风盛行中原，带上亦系挂刀、剑、印章等物。系带和带钩争奇斗妍，层出不穷[42]。“带不厌新，钩不厌旧”[43]；“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44]。带钩成了时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实用功能逐渐被人遗忘。
刀、剑、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实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发明，并且一直在共用。青铜刀、剑、斧、镞、盔、甲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且大同小异，与青铜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密切相关，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从而将青铜兵器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限于篇幅，仅以剑为例说明青铜兵器大致的传播过程。
青铜短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45]，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46]。一般认为柳叶剑或偏颈剑为众剑之祖，其具体的起源地还难以确定，不太可能起源于东亚。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丝绸之路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断分化，并向四方迁徙，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47]。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亦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作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交叠的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48]。《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骑术与马、车大体同时出现在东亚。石璋如研究了[30]小屯及西北冈两处出土的遗物后指出车上的武士用弓，步行的武士也用弓，甚至骑马的战士也用弓。但弓与车的关系较密切，弓与步兵的关系次之，弓与马的关系又次之。仅M164墓中弓与马同坑出土，但骑射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Goodrich仔细考察了古代中国骑乘与马鞍问题，指出战国时代才有大规模的骑兵队伍，秦汉时代才有使用马鞍的确证，二者均晚于中亚的斯基泰，应该充分考虑草原游牧民对中国骑马文化的影响[31]。叶慈在《马：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因素》[32]中指出，汉代以前中国和其北部邻居拥有的是一种矮小的本地土种马，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大宛等地引进良种马。西域良马和苜蓿的引进又一次促进了东亚养马业的发展。马因人工选育而改良，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亚养马早于或优于东亚。
“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33]。马镫加强于人马的结合或共生关系，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而马镫很有可能是东方的发明[34]，在蒙古西征和南征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马镫是东亚人对骑马术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Carles Vila等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细粒体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35]。
马是一种很难驯化却容易野化的动物。因此有野马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都有可能参与马的驯化活动。主要分布于东亚或蒙古草原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2n=64，而普氏野马为2n=66，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物种。家马是由主要分布于中亚草原的塔尔潘（tarpan）野马（Equus Caballus Ferus）驯化而来。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