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有名的大概就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写了一本书，叫史记；第二件事就是为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上书汉武帝，为李陵辩解，因此得罪武帝被处以宫刑。
写史书是司马迁得自父亲司马徽的言传身教，这种信念从一而终，人来自于童年的熏陶会影响人的一生，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创伤越早对人的心里影响的就越大。司马迁的史书首创下了纪传体史书，不在主要以
时间为主要的逻辑轴，而是在人物事件方面有了更大的参与性。我读司马迁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特立独行。那个时代，儒家虽然逐渐占据上风，但是纵横家，道家，法家等个家依然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景之世以黄老之术治国，与民休养，可见各家在诸侯国与朝廷还是相当有市场的，不像日后思想日渐禁锢。所以，司马迁在人物评判上有显著的个人特色鲜明甚至是偏好，所以项羽可以进帝王本纪，而像卫青霍去病这样对汉民族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人物却也只归为崇臣一类，不过如果比起日后班固所写的《汉书》要不知高出多少倍，这不仅是文采，个人禀赋的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行为范式日渐成为社会评价人的标尺，所以班固可谓是一个有深厚儒学修养的史学家，在对人物，事件的认知方面首先就会执行儒家的价值理念，倾向性更加明显，在思想自由方面显得不足。
在第二件事上，从现在的观点看，我认为司马迁和汉武帝所站的立场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也会不同。汉武帝作为一国之君，而且是大有为的君王，那么他做的决定，他在朝廷的权威那自然是不容任何人怀疑的，同时对于投降这件事本身而言，不论何种情况下投降即是一种背叛对于君王来说，从国家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容发生的事件，即使有一万种理由都不会被认可。因为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置，天下人都在看，都在等着皇帝表态。司马迁站在个人的角度和理性思考之后，认为李陵是力战而降，也并没有做出对汉朝不利的事情，同时这是李陵个人行为，不应该涉及他的家人，再说李陵作为军功后代，也多少代表一点军人们的声音，显然事情在经过不断发酵，就不那么简单了，影响的范围扩大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李陵夷族司马迁宫刑，这是在告诉天下也是在惊醒军功阶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同情那个时候做臣子的，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有要随时做好好杀头准备，所以到明清之间明哲保身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有两本史书写的最好，可以说出道即巅峰，就是左传和史记，左传是编年体，春秋时期就有那么成熟的写作手法不可谓不天才；史记呢，在人物事件刻画上真是做到了如临现场，鸿门宴，写的多么精彩呀。有些小说也未必有如此精彩的布局和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