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阶层来看，秦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扁平化”。除了前述的爵位无世袭之外，秦的社会构成不存在“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区分，君王和官员以外的其他国民统称为“黔首”。而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六国贵族的利益在新的体制下变得难以为继，这是比灭国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此外，扁平化的社会阶层划分，以及以功受爵制度所表现出的社会活力，在和平时期就显得过于“炽烈”了。这也成了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位于陕西临潼的西入口的秦统一雕塑群视觉中国资料
汉帝国建立之前，大秦帝国用了十四年时间打击地方豪强，兴建遍布全国的弛道以及水利设施，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重新维修整合，还把各地大族、富户大部分迁到“关中首都圈”，让这里的经济总量能对其他地区形成绝对优势。如此一番功夫，一个统一国家的基本硬件已经完全建成。但与此同时，秦王朝与既得利益阶层的矛盾彻底爆发，这是秦朝灭亡的直接诱因。
相比之下，汉朝的政策看似“无为”，但其实也一直在变，其政策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原因有三：首先，秦的教训让汉初几代帝王都认识到，压制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为之，但如果引发高烈度的冲突，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在维系基本盘稳固的前提下，汉朝对贵族集团做出了大量妥协，以缓和前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间的矛盾。
其次，秦朝十四年的基础建设以及对贵族阶层的高压政策，已经固化了大一统的基本格局，汉帝国则充分接受了这一来自前朝的“馈赠”。
再次，无论汉初如何内忧外患，但国家面临的环境终归没有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那么严酷，天下一统，自然不会再有诸侯国之间的征伐，而帝国庞大的体量，也可以让国家有余力消化来自北方匈奴的袭扰。内外压力都不大，就给政策推进在时间上留出了足够的余量，无需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此一来，改革的过程就被分解得非常细碎，相应的也就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可以说，是时间稀释掉了改革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汉初几代帝王在政策上的延续性，是汉帝国这种渐变式改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某种程度上说，秦汉应当被视作是一体，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成于汉。在汉帝国以“进三退二”的模式（秦进三，汉初退二），最终完成了前朝想做但未做成的事情。
从古至今，围绕利益划分所做的改革，所遵循的大多都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的规律。任何人在利益受损后都必然会反弹，多数改革最终也都会有所回调。今天做到了十，后面才有“进三退二”的空间，最后剩下的“六、七分”才是最终成果。说到底，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