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以清代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那就是在觐见皇上的时候，有的大臣自称为“奴才”，而有的则自称为“臣”，这俩称呼区别在哪？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要属《铁齿铜牙纪晓岚》了，剧中身为“汉臣”的纪晓岚面见乾隆皇帝时自称为“臣”，而“满臣”和珅则自称为“奴才”。
再加上其他电视剧也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形成了刻板的印象：那就是清代汉族官员自称“臣”，而满族官员自称为“奴才”，事实真是如此吗？
“奴才”与“臣”两种称谓的同时出现最早要追溯到清军入关的时候。一开始，满清政权内部人员基本还都是满族的八旗子弟，这时见到皇上的时候大家伙统一自称“奴才”。
但是后来，满清铁骑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南下攻破山海关，歼灭了李自成在北京的“大顺”政权，并在同年十月迁都北京。版图在汉族地区的不断扩张使得满清政权需要大量地重用汉族人才，而汉族官员见到皇上时又习惯性地自称为“臣”。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妙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满族官员开始认为，见到皇上时自称为“臣”更加地妥当、严肃，而又有许多汉族官员认为，自称为“奴才”才能更好地让皇帝龙颜大悦，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于是乎，“臣”与“奴才”称谓的使用变得相当混乱，既有满族官员自称为“臣”，又有汉族官员自称为“奴才”，甚至还有官员给皇帝呈奏折时同时使用了“臣”和“奴才”两种称谓，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混乱。
后来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后，他开始对臣子的称谓进行了整顿。雍正明确规定：“奴才”和“臣”都是臣子对于皇帝的称谓，在奏章之中所有人必须一律自称为“臣”。
当时有个名叫高其位的汉族官员，时任江南总督，在写给雍正的奏折里通篇使用了“奴才”的称谓，就遭到了雍正的严厉批评，他在奏折中专门进行了批注：今后一律称“臣”。
可以看出，到了雍正朝，“奴才”与“臣”两个称谓之间的争论开始趋于缓和，不仅仅当时汉族官员年羹尧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自称为“臣”，就连雍正时期的大红人，满族官员的代表——鄂尔泰，在奏折中同样以“臣”自居。
等到乾隆皇帝即位的时候，又有人开始乱用“臣”和“奴才”的称谓了。比如当时的贵州总督张广泗在写给乾隆的奏折中，将自己称呼为“臣”，而将他的儿子称呼为“奴才”。
这样混乱的称谓自然让乾隆皇帝十分不满，不过他与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不同之处在于，乾隆皇帝更偏爱与满人的习俗。于是在臣子称谓这件事上，他做出了如下的一番规定：臣子在公事、奏折之中，一律要自称为“奴才”，但是满族、蒙古族官员在平时谢安、谢恩的时候，可以自称为“奴才”。
截至此时，“奴才”与“臣”称谓之间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汉臣无论何时都要自称“臣”，而满蒙大臣则需在正式场合、文件称“臣”，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自称为“奴才”。
乾隆皇帝立下的规定在此后几任皇帝治下得到延续，类似的争议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平静期”。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满清政权在西方列强与国内各方势力的冲击下变得风雨飘渺，清朝统治者们开始着手“改变”以求能够延续庙号。
而汉族大臣与满蒙大臣在面见皇帝时不同的称谓再次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焦点之一。1907年，晚清汉臣联名向皇帝呈上了“满汉平议”的奏折，要求今后无论汉满蒙，都不得再用“奴才”的称谓。
虽然这道奏折在四年后得以实行，但没过多久清朝就灭亡了，无论是“臣”还是“奴才”的称谓都不复存在了。
可以看出，无论是“臣”还是“奴才”，其根本意义不过是统治者用以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而这种不平等的称谓也注定在人类进步的浪潮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