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范成大《揽辔录》所载:
“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常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
系指金在海陵王前没铸过钱，并非说在交换贸易中不用钱。而许亢宗所见的“惟以物相贸易”的情况，也不能完全说明“买卖不用钱”的问题。实则是买卖双方是根据一定比价物计价之后才进行交换的。如三只羊为什么可以交换一顶羊羔皮帽，因为这顶帽子价值千钱，三只羊也是价值千钱，否则便交换不成了。
交换物是各有其价值的。当交换商品的价值不能完全等同时，也可以用其他小物品与钱币来补足。这种情况在物物交换时常常出现的，体现了辽代女真族以实物货币为主，金属货币为辅的时代特点。
如景祖是以币与马才从雅达处到的国相职位。即使在货币经济已很发展的某种特殊情况下，如战争、灾荒、货币贬值、社会动荡不安等，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往往会取代货币经济。卖主拒绝收货币，而要买主付以实物。
再说五代后周的胡峤，留居辽上京7年，当时辽已铸造了“天禄通宝”(947-950)和“应历通宝”(951-968)两种铜钱，并已流通于市，他还未见到，作出了辽国“交易无钱而用布”的错误结论，更何况许亢宗仅是一走一过的一时之见、个别现象呢？他的结论是否完全可靠是值得后人推敲的。
五、辽、宋铜钱大量流入北方
金代史料中多次出现“钱”、“价”、“值”、“币”的记载。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女真兴起时情况说:“法令甚严，杀人取民钱重者死”。《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条载，一次女真贡使返国途中因受到渤海人阻击，失去了财物，宋朝“仍给以装钱”，令其同高丽贡使徐讷一同返国。根据这些记载，女真人使用钱币是无可置疑的。
宋代史料中，多次披露过“中国之钱日北”，“牛羊之来于外国者，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尔”的情况。
尽管宋朝严禁铜钱出境，但收效甚微，始终没能制止铜钱北流。北流的铜钱，一是流入契丹，二是流入女真。而契丹的钱币，也不断在贸易活动中流入女真。国内外的考古资料足以证明这一情况。
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据了一些辽金遗址及金窖藏铜钱，展示了金代铜钱流通、贮藏情况。特别是能证明，有些铜钱是在金朝建立之前乃至渤海时期或更早些时候流入东北、流入女真，并为女真所用的。
黑龙江考古工作者曾于1964年对拉林河(即金史中的来流水)右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这一带发现金早期遗址十一座，出土了元符、嘉祐、太平、崇宁通宝等多种北宋铜钱，而无一枚辽、南宋、金代铜钱。
同样他们在阿城小岭发据的金代早期冶铁遗址中出土的铜钱，也是这种情况。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吉林省舒兰县黄鱼圈辽代女真遗址中，也发现过北宋仁宗时的铜钱。吉林市某工地发据出用一大铁锅装着的三百斤铜钱，除一枚是南北朝、一枚是唐代铜钱外，其余全是北宋铜钱。
上述这些遗址，多是辽代女真族活动的地区。而拉林河右岸，地跨辽、女真交易的榷场宁江州，这里出土多种唐、宋旧钱，很能说明契丹、女真交易时使用过铜钱的情况。
尤其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考古专家们，在黑龙江沿岸及滨海地区对女真遗址、墓葬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在被碳十四测定为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女真墓葬中出土过唐钱与北宋铜钱。
上述遗址中没有出土南宋与金的铜钱，说明这些遗址、墓葬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金朝建立之前的，并在金初女真人南迁时被遗弃。而遗址中的铜钱自然也是金开国之前流入的。
国内外考古资料证明：金代藏铜钱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是历代王朝仅见的。有人对金代窖藏铜钱作过分析：在大量的含有金代铜钱的窖藏中，唐钱占5％;宋钱占90％;二者合计占窖藏铜钱的95％以上。勿容置疑，这些唐、宋铜钱，不会完全是金朝建立后才流入女真的。
就唐代铜钱而言，有些是混入辽、宋铜钱(辽、宋都使用、流通唐钱)流入的，有些很可能是渤海遗存。考古工作者多次在渤海墓葬，遗址中发现过开元通宝等唐钱。这说明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的渤海人，在交易中很可能也使用唐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铜钱。朝解的新罗时代，曾在市场上大量流通唐代铜钱。渤海与唐朝的关系要比新罗与唐朝密切得多，所以渤海使用唐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辽亡渤海后，女真人迁入渤故地，渤海的遗存为女真所用也是很自然的。
史实说明：渤海、契丹、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乃至新罗、日本都曾使用、流通过中原王朝或中国的钱币。尽管辽、金王朝都仿照中原王朝的铜钱铸造过本朝的铜钱，但大量流通、使用的唐、宋旧钱。
总之，在辽亡渤海后的二百年中，女真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在对内“对外”的交换贸易活动中，开始使用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但在金朝建立前，主要还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水平还很低下。在交换贸易活动中仍以实物货币为主，金属货币的流通量不大。黄金、铜钱在很大程度上被豪富之家当作财宝贮藏起来。因此，否认金朝建立前女真族货币经济的存在或对它估计过高都是不符合女真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