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的部分一部分靠近边界，另一部分靠近城邦。这样做是为了每人分得两份地，以立法形式规定所有公民均须在两种地方拥有土地。如此既满足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使得穷人在满足日常家务开支的情况下，交纳共餐规定的费用时不显得捉襟见肘，又有利于公民们在骤遇边界战争时更加团结一致。
在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地方，一些人对边境的敌情漠然置之。为了保障城邦安全，城邦设置了诸多据点和岗楼，并且按照武装据点分配共餐小组。让主管祭祀的人员与行政首脑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进餐，这个地方要远近瞩目，能够充分展示其地形之利和睥睨四邻的强大。
接着就应该分排城邦的祭司和行政官员，应当把祭司们的共餐地点，安排在其主持祭祀事务所在地的周围。那些主管各种契约合同、书面诉讼、传唤以及其他诸如此类事务的官员，再加上市场法监和所谓的城市法监，他们的共餐地点应该靠近广场或某个人群聚集处。
四、斯巴达共餐制对其社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对共餐制的认同：
“如果要他们做优秀的护卫者，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住处能行吗？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务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象士兵在战场上一样。”
对共餐的认同不仅在《理想国》中可见，在与《理想国》相隔几十载创作的晚期作品《法律篇》中，对共餐的看法更加清晰明显。他将共餐制看做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的基本构成元素，尤其在斯巴达，共餐制是其军事组织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
柏拉图多次提到“立法者着眼于战争，规定了共餐和身体锻炼”，“共餐和身体锻炼有益于形成美德”
首先，斯巴达共餐对城邦军事的影响不容小觑。每位斯巴达男子为了能够获取进入公共食堂的门票，从小就接受严格甚至残酷的军事训练，即使再大的痛苦也要保持沉默、忍受。吕库古建立共餐的初衷就是尽量减少小团体私人进餐带来的无秩序状况。共餐创造出的相互监督的氛围，利于创造严明的军事纪律。这与日后斯巴达强大的军事力量密不可分。
其次，斯巴达共餐对城邦教育与道德塑造的影响功不可没。斯巴达人认为一个男孩到12岁后，就得接受另一个年轻的成年战士作为他的情人——用斯巴达人自己的话说，这些年龄稍长的战士被称为“鼓舞者”，而年少的男孩则被称为“倾听者”。他们的关系中可能还存在性的成分，但性绝不可能是唯一的目的，甚至不是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目的。
成年男子与男孩之间还存在一种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事实上，这要追溯到斯巴达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吕库古当时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他规定每个父亲不仅拥有对自己孩子的管教权，还拥有对其他人的孩子的管教权。
如果一个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受了其他人的父亲的鞭打，那么，这个男孩的亲生父亲必定会再鞭打男孩一次，因为他们信任其他人的父亲不会给予不恰当的管教。正是这种互相信任的氛围，使得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战士与男孩之间也形成了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管教，才使得每个男孩得以健康成长，最终能够合格加入到公共食堂中。
加入公共食堂后，这种教育任务依然得以继续。前文已经讲过，吕库古在同一公共食堂中安排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吕库古相信长者的经历会对少年起到借鉴作用。
在公共食堂中，人们可以相对自由的对城邦事务发表见解。无论是谁在他走进食堂的时候，这一伙里最年长的人会指着大门对他说：“这里讲的每句话都不得传出此门。”在保证政事议论完全在内部进行的情况下，共餐小组的成员就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见解，不用因为过多地考虑后果而有所保留。
五、斯巴达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一种补充
在斯巴达，成年公民往往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无法像雅典公民那样，自由地参与城邦政治，共餐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男孩被允许出现在共餐小组成员讨论的现场，这对学习城邦的政治事务十分有利。在斯巴达公共食堂中，每位成年男性旁边总是会有一位男孩陪伴，当男人把酒喝光后，男孩会重新给他的酒杯斟满上酒。当成年男子聚在一起商议城邦事务或谈论祖先的英雄事迹时，男孩们就被灌输了这些知识。男孩们甚至可以提出疑问，并且总会得到解答。
少年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城邦的政治事务与历史传承传统，受到了更为全面的教育，为成为一名真正的公民做好了准备。斯巴达共餐的教育功能，不仅影响到个人，更是对城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共餐所承担的城邦教育功能，一方面是在学校业已出现之前的教育替代模式，代替学校所承担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即使在学校产生之后，这也是对城邦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无论如何，共餐的教育功能深深地影响了城邦社会。斯巴达共餐制作为军队里共餐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城邦军事与教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参考文献：
色诺芬《会饮》
李晓丹《古希腊会饮研究》
季秋瑜《古代希腊的饮食方式与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