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餐制是古希腊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克里特与斯巴达尤为盛行。其中，斯巴达的共餐制发展较为成熟，是军队共餐的一种实践形式。斯巴达共餐制在其历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斯巴达共餐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在此之前，斯巴达人也像其它的希腊人一样，在家里搭伙进餐，吕库古认为这是行为不当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建立在公开场所共同进餐的共餐制度可以把对秩序的蔑视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建立共餐制直接原因。
一、斯巴达人参加共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斯巴达人将共餐称作“菲狄提亚”，参加共餐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培养一位真正的斯巴达男人其实从出生起就正式开始了，孩子出生后，由家族的男性长者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这个婴儿的存留。斯巴达男孩在7岁生日之后，就必须离开家，开始去接受强制性的、集体性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被称为“够格者”，保罗·卡特里奇将其称为“提高性培养”。用餐的地方称作“公共帐篷”。通常十五个人结成一个单位，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情况。
“够格者”训练一直持续到18岁，成功完成训练任务的斯巴达男子有资格参加一些政治、军事职务的选拔。
20岁左右的斯巴达青年男子，具备接受公共食堂选拔的资格，通常会举行仪式进行选拔，选拔的过程是充满竞争的。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中对这种选拔仪式进行了描述：“每个在食堂共同就餐的人，手里拿着一小块松软的面团，当仆人顶着碗走过来时，他们就一言不发地将面团放到碗里去，象投票一样。如果同意接受那位申请人，就将面团保持原样投进去，如果不赞成的话，就事先在手中将面团捏扁。因为捏扁了的面团具有否决票的效力。如果碗里有这么一块扁面团，申请人加入那个食堂的要求就算没有获准，因为他们希望所有进餐的人都志趣相投，好恶一致。”共餐组织不会随意接受新的成员，必须征得小组中现有的每一位成员的同意。这从侧面反映了斯巴达人对共餐的认可，如果不能“志趣相投，好恶一致”，那么就无法接纳申请人进入共餐小组。
一些公共食堂显然要比其他的公共食堂更具有排外性，也更为人们所向往，其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数王家食堂了。如果一个人在所有公共食堂的选拔中都失败的话，那他就相当于被排除在了整个斯巴达社会之外，他可能也会因此进不了军队。
要想真正成为公共食堂的一份子，除了获取公共食堂的门票之外，还要定期向公共食堂缴纳定量配额。同一公共食堂的人，每人每月交一墨狄姆诺斯的大麦，八科奥斯的酒，五米那干乳酪，两米那半无花果，为了购买鱼、肉这样的美味，再交很少的一点钱。
除此之外，任何人在用第一批收获的果品献祭时，或者是带着猎取的野味回家时，都要送上一份给他就餐的食堂。
二、公共食堂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
实际上，一个斯巴达人的公民身份也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共餐会员的资格，一旦他获准进入公共食堂，就要按照规定配额定期缴纳。公共食堂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法律允许不来公共食堂进餐只存在两种情况：第一，举办必须的祭祀活动；第二，就是狩猎。
斯巴达狩猎的对象与雅典是一样的，都是鹿、野猪等动物。但是，二者的看待狩猎的观点以及处置猎物的方式截然不同。与雅典不同的是，斯巴达人不会将狩猎看作一项休闲或运动，更不会把猎物当做礼物赠送给情人，他们将狩猎看作是十分严肃的活动，所得的收获通常都会献给公共食堂。如果违反考勤规定，即使是国王，也要接受惩罚。国王阿吉斯有次远征雅典，凯旋而归，想同妻子在家共享晚餐，就派人去取回他的份额，军事执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第二天阿吉斯一气之下，忘了按照惯例举行献祭，他们就罚他一笔款。
吕库古认为同龄人在一起共餐，很容易失去谨慎，发生扰乱秩序的事情。因此，他在同一个公共食堂中安排不同年龄段的人，长者的经历或多或少会对年轻人起到教化作用。
根据色诺芬的《斯巴达政体论》记载：
色诺芬认为斯巴人在共餐中很少出现傲慢无礼的表现，很少出现酩酊大醉的情况，很少做出令人羞耻的言行。离家聚在一起进行共餐还有以下的好处：他们需要保持适度清醒以至能够安全回家，因为他们知道不能在共餐的地方留宿，他们必须像白天一样在黑夜中行走，不可以带着火炬，从而更加适应军事活动。
在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中也有对斯巴达人走夜路的情况进行记载：
在公餐上进行节制的饮酒之后，斯巴达人选择摸黑回家，而不会点着火把。事实上，无论是走经常的路线还是新的路径，他们都不被允许带着有光物体走夜路，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得他们习惯在黑暗中自信且无惧地行走。
斯巴达人一天当中的大型集体用餐在晚上举行。为了让斯巴达人养成在夜间进行隐秘行动的习惯，他们在共餐结束后坚持摸黑行走夜路，使斯巴达军队更加适应复杂的作战情况。
三、斯巴达从经济上保证共餐制的顺利开展
为了从经济上保证共餐制的顺利开展，斯巴达把土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公有而另一部分为私有。其中每一部分还须再次划分为两部分，公有部分一部分用于承担祭神的开支，另一部分用以承担共餐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