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描写甄士隐的家庭是“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他的妻子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他本人“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他的女儿“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
这些正面、侧面描写都表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甄士隐一家的社会地位是中等偏上，夫妻和睦，女儿乖巧，家庭生活状态是很幸福和谐的，他对这种生活状态是满意而知足的。
甄士隐的思维逻辑也表现出他的理性选择——不热衷功名利禄，而是享受着夫妻和睦、女儿乖巧、自己修身自乐的幸福生活。甄士隐又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儒生。当得知贾雨村无钱赶考时，他不仅热情鼓励，而且慷慨相助，无偿资助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使其进京赴考得以成行，表现了他作为儒生重义轻利的性格特点。
另外，他还担心雨村到了京城无寄足之地，意欲写两封信与他带至神京，使其投谒个仕宦之家作为寄足之地。为他人如此筹谋，完全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为人谋”要“忠”的理念。即使他自己“不以功名为念”，但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又并非全然超脱世外。
当贾雨村对月抒怀，表示自己待价而沽、待时而飞时，甄士隐大加赞赏：“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了。可贺，可贺！”表现出他“兼济天下”的物性之心，其遵循的仍是当时儒家观念中经邦济世的伦理逻辑。
甄士隐从物性人到神性智者的转变
（一）物性的人生观：伦理逻辑与思维逻辑的矛盾
在第一回中，甄士隐的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在其行为表现上并不统一。按常理而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科举考试作为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在家境殷实的甄士隐的原生家庭中，他热衷科举考试也在情理之中。
但作者曹雪芹并没有对甄士隐的原生家庭和其青少年时的经历进行描写。这也表现了曹雪芹本人对科举制度的矛盾态度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其人物身上的反映。既然甄士隐年过半百仍是乡宦一枚，那么应是参加过几次考试结果未考中，因其家境殷实，所以，索性就安享祖荫，“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
甄士隐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之间的矛盾，正是体现了他对知识伦理的解构。同时表现了儒生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也是曹雪芹在现实中不得实现的理想映射到人物身上以期得到心理满足的表现。
（二）渡己：物性人到理性人的升华
如果这一切都这样风平浪静地进行下去的话，甄士隐的生活可能就此幸福地终老一生。但是，接下来他的经历促使他对伦理逻辑进行重新结构，而作为支撑的思维逻辑则完成了他对人生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最终实现了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的辩证统一。
曹雪芹描写了年过半百的甄士隐夫妇唯一的女儿在元宵节走失，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了精神支撑；接着家园被大火燃烧殆尽，失去了栖身之地；迫于无奈投奔岳父家，仅有的折卖田地的银子又被岳父哄骗尽去，最后落得“暮年之人，贫病交攻”，共历“三劫”。
此“三劫”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进而会影响其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即会使其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必然发生很大的转变。恰巧此时，甄士隐听到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顿悟觉醒，并为之解注，最终归入道门，“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完成了“渡己”的过程。
（三）渡人：理性人到神性智者的飞跃
在《红楼梦》后面的情节中，甄士隐又出现了两次，都是以一位带有神性智者的身份去渡他曾经资助过的、对仕途怀有远大抱负的贾雨村。一次是在“知机县急流津”，可惜贾雨村此时正官运亨通，无暇“知机而停”，激流勇“止”；另一次是在急流津觉迷渡口，此时的贾雨村已被贬为庶民，再不可仕。
而“渡人”的结果，高鹗续写的《红楼梦》中并未提及，只是以一句“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而结束。而甄士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接引其女英莲归入太虚幻境，以了尘世俗缘，完成了“渡己渡人”的职责。
至此，甄士隐的伦理逻辑也完成了由“入世”到“出世”转变过程，其身份也完成了由物性的人到理性的人再到神性的智者的转变，也完成了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的辩证统一。
他对《好了歌》之所以解得如此深刻透彻，能够毫不犹豫、了无牵挂地脱离尘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经历前途渺茫、心灰意冷、生活绝望后的痛苦和无奈的抉择，这也是造成他的伦理逻辑和思维逻辑转变的最根本原因。同时，甄士隐这个人物形象也是曹雪芹要批判的一个末流儒生的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曹雪芹通过塑造甄士隐这个形象，向我们展示出这种文化已经发展到对人性造成严重扭曲，被它教育出来的人，是无生存技能的善人，是发展不均衡的庸人。他的女儿走失，他无处可寻；他的家园被烧，他无计可施；他寄人篱下，却致贫病交加。在作者看来，甄士隐的确是“真废”（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