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演说传统自荷马史诗中就可以窥得一斑。在荷马笔下，“言语甜蜜的老人涅斯托尔”是皮洛斯人中声音清晰的演说家，从他的口中吐出的话语比蜜更甜。而墨涅拉奥斯“发言流畅、简洁又清楚”。此外还有奥德修斯，史诗里这般形容道，“当他从胸中发出洪亮的声音时，他的言语像冬天的雪花纷纷飘下，尽管我们对他的外貌不觉惊奇，但没有凡人能同奥德修斯相提并论”。
一、改变了演说历史的划时代人物——提西阿斯和克拉克斯
据说公元前5世纪中期西西里叙拉古的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许多公民需要提起诉讼，夺回以前被没收的土地，因而作为说服艺术的演说术应运而生。
克拉克斯相传是最早编订修辞学课本、收费教授演说术的人，而提西亚斯是克拉克斯的学生，二人常常被并列提及。他们一同被当作古希腊演说术的创始人和西方“修辞学之父”。
演说术，意为“演说的技艺”。在目前已有文献中，该词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最后在亚里士多德手中成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名称。因此，现代学者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认为柏拉图是演说术的创始人。
演说与演说术的发展是相当漫长的积累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对演说术的开端有所发现的人仅仅是迈进了一小步，而今天有名的学者，由于继承了那些逐渐推进了演说术的、许许多多前辈的遗产，已经使演说术达到了现在日臻完善的地步——在那些最早的创立者们之后是提西阿斯，提西阿斯之后是茨拉序马科斯，继茨拉序马科斯之后是泰奥多罗斯。还有许多人为此做出了大量的贡献，所以这门学问具有大量丰富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智术师”的出现，推动了演说术的发展和繁荣
在推动演说术的发展和繁荣上，古希腊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智术师”。
“智术师”是公元前460年至前380年左右，在古希腊历史上一批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活跃于各个城邦，收费传授演说术、诉讼、政治事务以及各类知识的职业教师。尽管智术师们的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在后来依旧被视为同一个派别，专指“向青年人收费授课、公开展示口才的职业教师”这一特殊阶层。
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智术师们被雅典这一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智者们来自希腊诸邦，并不断把进行旅行当作其职业活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都去过雅典，而且很明显，在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将近60年的时间里，雅典一直是智者运动的真正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雅典，这场运动就几乎完全不会出现。
三、公民大会的产生，为演说者提供了舞台
这种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打破了雅典世袭贵族的束缚，建立了一个至少从理论方面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城邦，人民有了投票权利，成为了政府的主宰。
由于这些改革，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然而，公民大会的权力依然受到战神山议事会的限制，战神山议事会是一个由前执政官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波斯战争后，由于战神山议事会在战争中预备经费的贡献，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并主持城邦政事。
但是，埃菲阿尔特更进一步，使雅典更为果断地转向了广大民众。他编造神话，说雅典原本享有民主，但后来贵族势力的发展颠覆了这一神话，现在必须重新获得民主。
正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民主的新结构得到巩固。公民大会现在可以对任何问题制定法律，提高税收，监督他们的支出，并执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只有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参与，妇女、儿童、外邦人，以及奴隶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公民大会究竟有多少人，这个数字难以界定。以伯里克利时代为例，符合条件的约有45000人。虽然具体数字是猜测的，但成年男性公民占总人口的1/6左右这一比例应当不会相差太远。
公民大会最初在市政广场举行。公元前 462 年埃菲阿尔特改革后，公民大会改在广场西南方400米左右的普尼克斯山上举行。会场总体呈扇形，一侧放有石头，供演说者上台发言，公民则坐在山坡上，聆听演说。
四、演说术在民主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公民大会上，民众对城邦事务的集体决策要基于政治家演说的内容和表现。对政治家而言，他们的建议主张能否被采纳，关键在于他能否通过演说来说服民众。
由此，演说及演说术在民主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每一位政治家或领袖、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都会培养自身的演说能力，竭力掌握演说的技艺。
在公民法庭上，陪审员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也是建立在诉讼人的控告或辩护之上的。诉讼人能否胜诉离不开演说对陪审员的影响，或是彰显己方的德行与对城邦的贡献，或是攻击对手的道德名声，使出各种手段来打动陪审员，博得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不仅如此，雅典法庭也沦为了有野心的政治家彼此攻讦、相互竞争的又一场所，成为他们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竞赛的延续。对此，柏拉图一语中的，道破了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联系。他认为演说术就是“用你的语言去说服公民法庭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