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温情的一面，另一些雇主仅仅将奶妈视为普通仆妇，尤其对只在哺乳阶段雇佣奶妈的雇主来说，雇主对奶妈的饮食待遇就反映了奶妈的尴尬地位。一方面，奶妈的饮食质量直接影响到奶水质量，因此大部分奶妈的伙食待遇远优于普通仆役，甚至和主家同等待遇。但一些雇主则认为奶妈作为照顾幼儿的仆妇，本质属于仆役，“只合和娘姨车夫和伙儿去吃”，因此仍旧将奶妈安排与其他仆役一桌吃饭，一些奶妈只能食用雇主剩下的饭菜。一些雇主在两种观念中纠结不已，静安寺的唐家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一方面唐先生觉得奶妈的地位和色相只够格与其他下人一起吃冷饭残羹，另一方面顾虑到剩饭剩菜产出的乳汁实在不合宜喂养他们家的小主人。可真的叫奶妈与自己同桌吃饭，“却又实在看着她就吃不下饭”，为了小宝贝不得不勉力为之。这样的两难境地令唐先生产生了极大的烦腻和苦恼。
如果说奶妈特殊的工作性质给雇主带来了诸多苦恼，那么，更大的苦恼在于来自奶妈品行的潜在威胁。1935年冬《申报》曝光了一起“乳媪钢针喂孩”的恶性案件。受害者是一名仅仅三个月大的婴儿，他被奶妈施高氏喂入了一枚八分长的钢钉，幸而因大声啼哭被母亲发现救回一命。究其原因，女主人将幼儿成日啼哭归责于奶妈乳汁微薄，几次三番想辞退她，施高氏遂生歹意向幼儿下手，最终被判获刑。此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家庭为此打消了雇佣奶妈的念头。沪上知名的报社记者周楞向妻子提议为新出生的儿子请奶妈，妻子果断以钢针案为例拒绝了周楞的提议，认为雇奶妈只会增加孩子的危险性。
报刊上的“奶妈”此外，由于长期居住在雇主家中，奶妈与男主人之间产生的暧昧关系也成为“不可靠”的原因之一。在本埠新闻时常能见到因男主人与奶妈不伦关系引发惨案的新闻报道。1937年轰动一时的南市富翁顾宝林的“乳佣遗弃案”，虽然没有闹出人命，但因为事涉名人轰动一时。顾宝林在20年前恋上了家中奶妈通州少妇潘氏，两人赁屋同居数十载，并育有一儿一女。去年冬天65岁的顾宝林卧病，潘氏眷怀旧情，乃携带水果点心前往探病，但被顾宝林太太夏氏扫地出门，两位老妪大打出手，一度发生伤害涉讼。此案本应在此了结，谁知潘氏越想越气，认为顾宝林惧怕家中河东狮吼，根本不念旧情，遂寻在地方法院诉顾宝林遗弃并要求赔偿赡养费，最终获得赔偿。以上种种境况，决定了雇主对奶妈不得不依靠，但却深觉其“靠不住”的复杂心态。
如果说上述压力是奶妈工作的性质使然，那么来西方医学的监控则是近代奶妈面临的新挑战。虽然传统中医针对奶妈的身体检验形成了一系列的鉴别标准，但集中于从外貌、瘢痕等外部判断，对轻度的梅毒、肺痨的“隐疾”无能为力。但近代西方医学的生化检疫手段改变了这一状况，并且随着公共卫生机构的介入，奶妈个体的健康与卫生已从个人与家庭领域的“卫生”问题上升为公共领域事务。随着乳汁和血液化验技术在上海的广泛采用，职业介绍所以及卫生局检验科将奶妈的雇佣纳入了市政监管的范围中。自1934年起，上海市卫生局开设检验乳母血液业务，可检测梅毒、肺痨等传染性皮肤病以及乳汁化学成分等多种项目。1935年秋冬两季共有257位奶妈接受了检测，其中梅毒反应者59人，占受测者四分之一以上。卫生局将这一数据公之于众，增加了大众对奶妈健康安全状况的顾虑。
有没有更令人放心的幼儿代乳方式？很快，奶粉商们给焦虑的新父母们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永无病痛的“奶妈”：代乳品对奶妈行业的冲击
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居民，读者们总能在各大报纸上看到诸如“永无病痛的奶妈”、“顺心遂意的奶妈”为标题的广告，这些看似在推荐优质奶妈的雇佣启示实际上是奶粉商精心设计取代奶妈的杰作。
过去牛奶稀少不易得，老百姓往往用米粥、面糊、发糕浆等植物代乳品喂养婴儿，这些不合适的代乳品最终导致婴儿的生病甚至夭折。许多家庭因消毒问题对鲜牛奶退避三舍，高糖高脂的进口炼乳罐也在风靡一时后因致病率太高而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代乳品。因此在选项多元的近代，雇佣奶妈一直都是上海代乳市场的首选。随着食品灭菌和奶粉加工技术日趋成熟，在方兴未艾的食品营养学的推动下，婴幼儿代乳品开始变得更为专业和科学，添加了各类营养元素的配方牛奶粉迅速取代了炼乳和米糊，成为年轻父母的代乳首选。在育婴精英的话语中，奶粉因便捷安全被视为奶妈的代替品。西医建议使用配方奶粉作为婴儿代乳的首选。一位母亲担心她5个月大的孩子吃奶粉会上火，医师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劝说“现在婴孩喂饲的原理多少已经明了，乳母既无必需，也不应再雇佣了”，同时告诉她科学证明最好的母乳代替品是“检定过的经合法改制的牛乳”。1936年中华慈幼会举办的善堂保姆训练班将奶瓶消毒、冲调奶粉作为必修知识，逐渐以喂养代乳品的“护士育婴制”取代善堂现行的“乳媪制”。
在奶粉商和西医的合力推动下，奶粉逐渐成为重要的代乳方式。公共育婴机构最先接纳了这一变革：一个奶妈只能喂养1-2名婴儿，而育婴所只需雇佣一个保姆冲调代乳粉就可以喂饱所有的婴儿，并且使用奶粉大大降低了奶妈的不稳定性，出于上述考虑，育婴堂和新式托儿所逐渐削减了奶妈的工作岗位。1933年徐家汇的一家育婴堂宣布不再雇佣奶妈，转而用一款国产奶粉哺育幼儿。1934年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仿照苏联幼儿园“耶斯林”创办的上海第一托儿所以“新法育儿”为宗旨，采用科学哺乳方法实行代乳粉喂养。不过考虑到“牛奶的效力究竟不及人奶”，因此专门配备了4名奶妈作为补充。不过这家被上海市政府树立为模范托儿所在开门不到一年后就停业了，原因就是无法负担价格高昂的代乳粉。
在私人家庭领域，更多的家庭也开始选择“保姆+奶粉”的方式哺育幼儿。随着国产奶粉的上市和进口奶粉价格的下调，喂养奶粉的成本逐渐与雇佣奶妈持平甚至更低，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性价比和安全性更高的育婴奶粉。普通市民张太太的选择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中学生学良婚后辞去了银行的工作，专心在家相夫教子，但由于张先生一个人无法维持家庭开支，学良便雇佣一位奶妈代为哺育儿子，自己再去工作。但随后奶妈的工作既不能让她满意，工钱也要价太高，最终学良说服了先生，用奶粉代替了奶妈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