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阴阳家借助秦始皇这个天下第一人强势推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可惜时间不长，秦朝被推翻了。
按理说，阴阳家就会如阿房宫一样被项羽一把火烧掉，没想到的是，汉朝的前几任皇帝仍然以它为官方正统思想，仍然大修陵墓。
这种连续两个朝代都以一个思想来统治的，历史上也就隋唐更接近这种状态。
然而。汉朝的思想氛围其实是分阶段的。
在汉初，实际上恢复了当初周朝的分封体制，可是，又分为两个大版图。
也就是在原来六国的地域里，仍然恢复宗法制，让人们的信仰祖先崇拜与宗族落地，以缓和社会矛盾。
汉初版图
在原来秦川范围内仍然是思想上用阴阳家，组织结构用郡县制，维护体制用法家。
很多人说汉初实行的老子的道家思想，这也不能说错了，因为道家就是要上层人士管控好自己的掌控欲，先让社会体系自行发展一段时间，这有点像一个生命都有一段生长发育期。
可是管控自己的行为需要的是信仰，没有信仰做支撑的人是很难在短期内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是阴阳家起到的作用。
也就是不在现实中扩张的前提是在信仰上拓展自己。包括平定七国之乱都是在信仰上的坚定态度起的作用。
而到了人口密集度增高之后，空间的不足就会让人们难以维持现状。
这个时候，就到了再次文明缔造的时候了。
前文讲的很清楚，当初，周公为了弥合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选择。
包括分封制，也就是说，我虽然可以给你们安排诸侯的人选，但是会严守边界，不去触动诸侯国的宗法体制。
制礼作乐与典章制度，是指你们诸侯国之间也要严守边界，不做逾礼的事情。
德治是指包括周王与周公在内，也要恪守自己的边界，不做背德之事。
这些的基础是周王要带着诸侯去拓展边界，以整体的拓展代替内部的纷争。
西周版图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同样是这个问题。
他也做了一系列的选择。
包括推恩令，察举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推恩令的意思是让以前东方六国的人认清现实，即使不服从皇权体制，也没有抗衡的基础了。
察举制是让六国的人明白不仅仅诸侯可以治理国家，孝廉也可以成为公务员。
独尊儒术是在信仰上的让步，也就是一种妥协。
从宗法制的角度看，宗族结构才是原来的人们最重要的守护，推恩令只是把诸侯国的力量分散了，并没有瓦解宗法制。
儒家其实是尊重一种现实中的平衡，就像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礼乐制度一样，独尊儒术是为了平衡新兴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主要是秦川集团与六国集团，他们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取更多的回报。
至于德治与典章制度也没有荒废，汉武帝曾经下过罪己诏，司马迁做的史记也不曾被禁，这都是帝王在约束自己的行为。
阴阳家的成分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逐渐衰微了。董仲舒把它与儒家融合在一起，这是天人感应的由来。
天人感应其实是把阴阳家拓展的宇宙观与儒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自此，人们不再拓展信仰的边界了，只需要维持现状即可。
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也不再拓展边界了，只是在这固有的思想空间中继续求存。
汉初的国际形势
再说法家，在秦始皇时期，它针对的是宗法制，为了维护一整套皇权体制，不得不用法家来强制执行。
内儒外法，这其实是在信仰上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对体制的认可。
也就是说，皇权体制变成了宗法制外面包裹的一层保护，相当于防弹衣，或者导弹防御系统。
真正维持帝国运转的，是宗法制，儒家思想其实是上层人士的约定，努力维持现状。
法家不再针对宗法制，它成了宗法制的有力补充，也就是说，在宗法制能够管辖的范围中，法家不管，宗法制管不到的领域，是法家来维护秩序的。
比如对外战争层面，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调度权力全权交给了帝王，而保证帝王能够完成对国家资源的掌控的是法家。
不得不说，这真的很像现在的美国，同样是总统权力很小，只有在对外战争的时候，权力极大；就像包裹在外的一层保护一样。
几乎所有的朝代一开始都是以战争来奠定格局的。除了汉朝与唐朝。
也就是说，最能代表我们民族的两个朝代都是不安定的局面中不断前行的，它们就在不安定中发展出战时体制，不断通过扩张来化解内部矛盾。
这在现代化的欧美同样是反复上演。
另外就是察举制让上下层保持流动性，让人们觉得虽然服从了皇权，但是这些管理他们的人也都是从人群中以宗法制的标准选出的，那自然更容易让人接受。
然而，汉武帝进行了这些一系列改革，在经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之后，就遇到了瓶颈，毕竟不可能一直扩张。
也就是说，平衡的状态很难维持，只要没有外部空间的支撑，就会逐渐失衡。
西汉的版图
这在之后的唐朝也同样上演了。
所谓的穷兵黩武，其实是没有敌人之后，汉武帝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批军事集团造成的。
巫蛊之祸，是因为皇权遭到挑战之后，汉武帝被不安全感所惑，觉得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太子与包括丞相在内的军事集团卫氏走得太近了。
当初任用他们对外征伐，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怀疑他们图谋不轨了。
道德经上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