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塑壁遗物以正定龙兴寺为重要，甪直杨惠之壁已毁，幸得大村摄影以存。”
敦煌千佛岩佛洞无论在赴华调查或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著述方面，都处于旺盛期的大村西崖，不料竟身患肺癌，于1927年3月8日离世。后来其嗣子辑录其生前诗稿出版之际，罗振玉特赋诗以赠。
“洛下初相见（东邦称西京曰洛阳），于今十八年。同倾蓬岛酒，晚踏蓟门烟（在京都时君约饮圆山公园，君晚岁游禹域复相见于津沽）。翠墨千通集（君编佛教美术雕塑史，从予假六朝以降造像记千余通），新书万口传（所著密教发达志一时纸贵）。风徽犹未沫，插架有遗编。”简短的几行诗句，却充溢着对故人的钦慕。
这本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的确影响甚大。梁思成于1929至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就曾参考过此书，后来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雕塑史》提纲，也有提及。因为当时，梁先生尚未亲历云冈、龙门、天龙山等地做实地考察，其雕塑知识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于大村西崖、喜龙仁等学者的著述，以及欧美博物馆所藏实物。
灵岩外崖大佛其在开篇所言颇能代表当时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及心境：
“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
也许正因为梁先生较早言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我国学界至今仍将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和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中国文化史迹》，以及沙畹《华北考古记》、喜龙仁《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1925）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四大名著”。尤其是大村西崖的这部著作，从研究著述角度来讲，堪称最早的中国雕塑史专著。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梭柏（Alexander Coburn Soper）早期研究中国佛教美术时，也曾将大村西崖这本书奉为指南，且大量节译成英文，纳入自己的著述中。
《中国雕塑史》中译本的出版发行，是中国学界期待已久的事情，此书几经周折最后由专注于艺术门类的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可谓适得其所。在此，向社长于九涛、社长助理齐丽华、译者范建明，以及相关编辑致以衷心感谢！
(本文作者张明杰系知名旅日学者，《中国雕塑史》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