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可一日无法，无规矩不成方圆也。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太平天下，一代女皇武则天尽显巾帼之威。箫鼓喧阗，才子名士，笙歌叠奏，万朝来贺，如此盛世之景，正是唐朝。
励精图治，定国安邦，除了帝王勤政爱民的谋略之外，辅以金科玉律的法度亦是必不可少的。唐朝时期实行律令制，日本亦效仿我国开启制度变革，举国实力一度突飞猛进。
但为何律令制时期的日本能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却不能？
律令制为何
张居正曾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美好的人性源自于美好的制度。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在于适应人性，改变社会风气。禁必欲止,令必欲行。制度与人性道德并存，才足以改变百姓的观念及理论。
唐朝的律令制是继承先前隋文帝时期所创，直至唐朝已基本清算了各类残害身体的肉体刑罚，针对各类罪行亦有各项明确的规定。法律不外乎人情，虽说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然而律法本身既是对百姓行为的约束，亦是对自身权益的一种保障。
律令制便是如此。在此些种种人性化法规之下，唐朝时期社会风气发展可谓相当和谐。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待人处事皆是宽宏之心。道德之心并非是在制度的笼子里，而是在于制度轨道之上。唐朝律令制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为何律令制时期的日本能进入封建社会，而魏晋南北朝却不能？
其一：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世间万物，亦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国家兴衰与社会发展亦是如此。不可否认，唐朝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类明文制度，对日本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
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了《改新之诏》，一场社会政治变革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细细看来，日本如此轰轰烈烈的改制措施，与大唐皇朝“律令制”几乎别无二致，日本称其为“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同“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变革运动。由此可见，日本此次“大化改新”变革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借鉴中国唐朝实行一系列稳定和谐的政治措施，奠定了国家此后几百年间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安定统一的局面，日本成功地由原先的奴隶社会进入到了封建社会。
顺应大势，担当有为，进退有度，如此清晰有力的变革举措正好适应了日本当下的国情发展，才取得了如此历史性的成就。日本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天皇中央集权日益发展与壮大，是日本实现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举措。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本天皇充分把握到了变革的最好时机，律令制时期的日本得以成功进入封建社会。
大化改新
其二：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堪的年代限制了社会发展
公元前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堪的年代。政权更迭不断，战争连绵不绝，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类文化思想纷纷涌入中国。
年年征战背故乡，家中妻小空相望。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风云突变，民生问题愈发复杂化，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兵戈抢攘，朝迁市变，如此国无宁日的社会，何谈百姓安居乐业？何谈君主兴邦定国？
长年以来战火连天，百姓更迫切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权还其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家中老小饥寒保暖尚未解决，何来仁义道德之言？
在如此风雨飘摇的社会政权之下，对于中国步入封建社会亦是一道极大的阻力。战乱期间，中国各处城市遭到极大的破坏，四周一片废墟，土地及劳动力大量流失，社会发展与经济格局遭到重创。
农民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如此一来势必奋起反抗，因而各朝代君主对于政权的巩固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基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主张，不少君主紧缩财政，采取免租的形式减缓百姓压力。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旨大赦天下，各处牢狱中的囚犯亦从轻发落。不仅如此，“政治变于下，日月运其上”等一些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纵观之下，如此一系列惠民勤政的举措俨然是百姓的福祉，然而于国家而言，实质上则是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与发展方兴此举。百姓暴动，四方混乱，经济踌躇不前等各方消极之态，对君主而言亦是极大的损失。
孝文帝
社会安稳于国家重要性
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天皇推行“明治维新”变革战略，文明开化，大兴教育，企图建立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经此一变，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强国。
明治维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治策略，此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综合国力扶摇直上，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之列。
这些变革发展成功的历史转折点，无不是以家国四海之内和平统一为前提，在此国泰民安的基础上方能实现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