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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满洲一词，平常人的第一判断会将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来理解，而不是一个民族，因为“洲”字指代水中陆地，而且清代以后的典籍与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也常用汉文的“满洲”一词指代地理区域，只是范围有所不同，似乎也印证了“满洲”自古作为地理概念而存在的说法。
作为地理区域的“满洲”
然而，引用历史读者务必谨记在心的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如果回到当时的情境下，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满清王室，抑或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运用“满洲”一词时都总带有目的性。前者可能是为印证满清“得国之正”，这是封建王朝的通行做法；而后者可能是为分化中国，其讹用的错误之浅薄与用心之险恶，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保持警惕心理。因此只有综合对比、追根溯源地运用史料，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满洲”的概念。
下面就来看一看，对于“满洲”一词的源流，现代中国历史学者们的两种解读：
第一种，是傅斯年于20世纪30年代在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著的《东北史纲》卷首提出的观点，即满洲是部族而非地名，汉字的满洲一词是对“建州”的讹用，以抹杀与明代的渊源，绝非番僧赠与的“曼珠”雅号演变而来。
第二种，是20世纪末由历史学者提出的，满洲即明代建州首领“李满住”的满语读音Manju的汉语音译，而“满住”又是对女真人大酋长的尊称与通称。
无论哪种观点，基本都否定了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满洲源流考》“天男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众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推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奉为贝勒，其乱，乃定遂居长白山东鄂多理城，国号满洲”的说法。因此笔者查阅百度百科“满洲”词条时看到此种观点赫然成为唯一，不免感到草率。
事实上，乾隆皇帝自己都在《满洲源流考》的另一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在古代肃慎系部族中，有一处名叫“珠申”，后来改成“满珠”，再后汉字相传，讹为“满洲”。可见乾隆皇帝自己都未曾对“满洲”的源流下过定论。
傅斯年先生更是在考察成本于《满洲源流考》之前的、可追溯至康熙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可追溯至雍正年间的《大义觉迷录》的基础上，做出了清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时已称满洲，而彼时通称金国汗，西藏献丹书时不可能尊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的判断，进一步印证了《满洲源流考》的美化和虚假色彩。
那么康熙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雍正年间的《大义觉迷录》再到乾隆年间的《满洲源流考》为何观点如此不同？可以考虑康熙末年兴起的“得国之正”之辩的影响。当时曾静、张熙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影响，不满夷狄皇帝统治，因此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结果失败被捕，此案的上谕和口供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雍正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在其中说了三个道理：
一、不管是华是夷，惟有德者能为天下之君。
二、大清之得天下，并非篡夺，是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
三、明末政治昏乱，清朝政治仁厚，所以清朝有理由取代明朝。
可见至少从雍正开始，就在极力论证以清代明的合法性，那么论证“满洲”先于“建州”也就顺理成章了，不然在法统上满族领袖就无法与大明皇帝平起平坐，进而取代明朝就带有了“以下犯上”的意味。而“建州”一词又源远流长，并且被民间神话所吸收，无法轻易否认，所以混淆满洲和建州，甚至说建州是满洲的讹传也就顺理成章了。
努尔哈赤作为主角的传说“乌鸦救主”
而在傅斯年先生之后，现代历史学者凭借更丰富的史料，提出“满洲”是由女真部族对大酋长的尊称“满住”演化而来，是本民族语言的产物，而且在皇太极之前的努尔哈赤时期，“满洲”就已经被建州和周边各部、乃至蒙古和朝鲜所承认，在史籍中多次出现。
至于帝国主义侵略者们以“满洲”的称谓将侵略行为合法化，其谬更甚。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东北部时，地图和文件中多称满洲。日本就曾以“满蒙非支那领土”的名义侵略中国东北，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上都站不住脚，纯粹是行侵略之实的托词。中华民国时期就曾廓正风气，严格使用“东北”和“东三省”，不称呼“满洲”。再后来日本侵略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无非是侵略借口的延续，其错误之浅薄与用心之险恶无需赘言。
综上所述，“满洲”一词作为中国的一个部族名称使用的历史要长于作为地理区域使用的历史，尽管对于其演化细节已近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侵略借口的所谓独立的“满洲国”是从来也不存在的，中华民族的千年融合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延续性毋庸置疑。而作为历史读者，辩证综合地看待一切史料，严谨谦虚地使用每个概念，是我们应当贯彻的本分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