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清朝历史上，乾隆的子嗣甚多，但诡异的是，每次他打算立谁为储君时，谁立刻遭受天谴，很快夭折。
被搞了这么几次后，乾隆吓得都不敢立储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已经六十多岁了，十五阿哥永琰才被秘密立为皇储。
为此，乾隆还曾向天默祷：“如永琰这娃能承祖业，则祈望老天爷保佑他健康；如果不行的话，亦愿上天潜夺其算，令其短命而终。总之不要耽误大事，我也好另择元良。”
这一次，老天爷总算没有捉弄乾隆，也没有对永琰“潜夺其算”，后者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活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
在归政之期即将到来之时，乾隆特于五十八年（1793年）降旨：
从五十九年秋到新皇即位这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及嗣皇帝即位恩科乡、会试，以此为天下寒士在常科外多提供两次应试入仕的机会。
次年，乾隆又下令将各省历年民欠钱粮一概豁免，此举一为推仁惠民，二为营造归政的欢庆气氛，其三也在于乾隆不想把自己在位时的旧账遗给新皇帝。
乾隆六十年是乾隆以“皇帝”名号在位的最后一年。据载，此年开端即有异兆，正月初一恰逢日食，元宵又逢月蚀，似为上天示警，大有不祥之感。
当然，日食、月食早已被钦天监预测，不必惊慌，但这年冬天却奇寒无比，不但乞丐冻毙路旁，就连来京参加禅位大典的安南国使臣也于除夕前日冻死在会同四译馆内，亦属奇闻！
天降异兆，乾隆自是大为警醒。不过，这一年虽有白莲教等事端屡起，但毕竟皇宫安靖，并无大故。而且，乾隆身体依旧健旺，较往年并不见差。
一番思量后，乾隆决定在九月初三、也就是六十年前其即位之日宣布传位密旨。
是日，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群集于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将三十八年（1773年）亲自书写缄藏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其上赫然写着：“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
接着，乾隆又连续宣布三件事：
一、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皇太子永琰由“永”改“颙”，即日移居大内毓庆宫，以定储位；
二、追谥皇太子永琰生母令皇贵妃魏佳氏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
三、届时其将退居太上皇之位，但仍继续训政。
归政后又训政怎么个搞法呢？乾隆对此早已胸有成竹，其宣布：
归政后，其称“太上皇帝”，其谕旨称“敕旨”，太上皇帝仍自称“朕”；嗣皇帝生日称“万寿节”，太上皇帝生日称“万万寿节”；
嗣皇帝登极后，主持处理“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等“寻常事件”，“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则太上皇帝“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
来京陛见的文武大员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均要到太上皇帝处谢恩，并恭请训示。
次日，还算聪明的永琰立即禀告父皇，说自己受封皇太子后，“五内战兢，局踏弥日”，恳请改元归政“敕停举行”，自己“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
看得出来，永琰真不是谦恭孝让，而是觉得“太上皇”在上，这“儿皇帝”真心难当啊！与其这样，倒不如请皇父把皇帝当到底，待其百年之后，自己再接手也不晚。
之后，和硕礼亲王永恩（即昭梿之父）又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皇上俯顺“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
对这成规模、成系列的挽留，乾隆心里那叫十分受用。
不过，乾隆虽老，但心里并不糊涂，子臣们的“殷殷期望”固然暖心暖胃，但其归政计划并不会因此而打断。
之后，乾隆告诫皇太子及群臣“毋庸再行奏请”，归政按期实行。
与此同时，乾隆又再次宣谕说：
“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恳请个什么呢？
至于永琰，当然还得表现得诚惶诚恐、小心谨慎才好。之后，其又叩请父皇明年仍用乾隆年号，不必用嘉庆年号。
对于儿子的这份孝心，乾隆很是满意。只是，新皇帝的年号已经拟定，不用于礼不合；
再者，如果继续沿用乾隆年号的话，势必会超过圣祖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这点是万万不可的。
当然了，永琰有这孝心也是难得，那就这么办：每年印刷乾隆纪年的历书一百部，用于颁赏宫廷和赏赐御前近侍王公大臣。至于嘉庆元年的历书，仍照常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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