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门荫制度在唐代中后期时候的不断衰落，统治者也慢慢不再对门荫制度这一选官制度投以重视，而其的政治待遇也就慢慢大不如前。
2. 门荫使得升迁艰难
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特别是后期的时候，门荫出身的高级官员比重大幅度地下降。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排除掉少部分一些来路不明的官员外，门荫出身一共有一百七十多人以上，而官至宰辅的有48人，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三。
而如果我们以唐宪宗时期为分界线，将整个唐统治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我们可以发现前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有45人，占了整个唐时期门荫出身官至宰相的百分之九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门荫出身的官员升迁艰难。我们可以发现唐受荫蔽然后踏上仕途的人数虽然很庞大，但是除非有特殊的才能和机遇，多数接受门荫入仕的高官贵族子弟只能是散阶低职，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位极人臣。
3.门荫有门槛和要求
我们前面提及国门荫制度是特权阶层子弟踏上仕途的一大有利保障，但是在特权阶层的内部中叶依据这品阶、功劳的高低划分出了不同的层次，而与之对应的是门荫制度对不同层次的特权阶级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也就是不仅仅其门荫入仕的资格由其父辈的官位决定，其之后的官阶高低也完全由去父辈官位的高低完全决定。
一品的官员及其子孙通常是可以直接入仕当官，二品到五品的官员的子孙大多却是要通过卫官、学馆等途径间接入仕。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朝的时候想要通过门荫制度走上仕途是首先要通过两馆、国子监等学校的考核或者担任三卫、千牛备身、斋郎、品子等职位，通过其的考核之后，才可以踏上仕途。
这对于想要凭借门荫制度轻易踏上仕途的子孙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或者军事技能，唐朝时期的生员不仅要完成规定的年限的学习任务也要顺利通过相关的考试。这样的要求使得门荫制度并不能给高官子弟提供一个完全依靠父辈就可以拥有官名利禄的机会于是其也慢慢成为“鸡肋”。
4.科举有弊端使得入仕更容易
其实在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完善，还有着如考试不严格的诸多弊端。这也就给了很多高官子弟以“空子”可以“钻”。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参加考试之前就利用着自己家族的背景和关系网来打通关节，从而来增加自己考试通过的几率。而伴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其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而在其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的弊端。
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通过疏通各种关系，在各个高官权贵中进行奔走，以此来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帮助，从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天授年间的官员薛谦光就曾经上书指出过很多中举的人都请了“托”这一现象，那些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的考生自然是自己完成科举考试，但是有着非一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权贵富家子孙就自然是利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来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得到官名利禄。这在那个时期是很常见的事情，而很多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也半推半就地顺应了这一风气。
在这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行卷的现象。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邀请一些有声望的人来为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来制造美誉从而达到实现自己影响力的目的，最终可以增加自己考试中举的可能。
我们前面提到过，科举制度在唐朝并没有很成熟，所以并没有实现阅卷人看不见考卷的姓名，所以使得当时行卷之风盛行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之时，甚至其成为是否可以被成功录取的一大重要环节。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白居易也是通过向顾况投以行卷，得到了顾况的赏识，才实现自己名声鹊起，从而二十七岁就成功中举。而杜牧也是通过把自己写的我们都很熟悉的《阿房歌赋》投给当时的太学博士吴武陵，从而吴将其推荐给了当时东都试官，最终使得杜牧也成功以第五名中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高官贵族子弟仍然在踏上仕途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优越性。但是，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和直接接受祖辈的荫蔽进入仕途很多高官子弟都会选择前者，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声名以及之后的发展是那个时候门荫入仕所不可比拟的。因这科举考试在唐朝尚还有着很多的弊端使得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祖辈和家族的帮助进入朝堂。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以及高官士族对于科举制度这一除门荫制度另一选拔官员制度的逐渐兴起使得“门荫制度”这本是为了笼络高官士族之心的选官制度越来越不被其重视，最终使得“门荫制度”渐渐衰败，最终逐渐离开了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