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清朝漕运示意图
进一步讲，按照全汉昇和克劳斯的估计，假定在额外费用中，40%是用于征收和从产区到运河之间的运输过程，60%（即大约0.5石）是用于运河上的运输和从运河到北京的运输过程。结果是，如果漕粮征集"之后"（包括额外加征）被截留在南方，那么，北京每"减少"1石粮食，南方就会省下大约1.5石（1石定额数加上0.5石运河上的运输费用）。
尽管我们这里所作的是最粗略的估计（百姓所支付的加征量"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是经常变化的），但很明显的是，地理位置越是往南移动，在应征数额与纳税者所缴纳的实际数额（包括运输费用）之间，以及应征数额与半途截留可以用于救灾的数额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问题在于，仓储设施就建在直隶，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加以利用，而除了直隶，其他地方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利用漕粮进行赈济。漕粮在秋后开始征收交兑，到冬末才起运北行。因此，并不是全年什么时候都可以利用漕粮的，不管是在当地，还是附近地区。
图7：清朝漕运示意图
例如，如果灾害是发生在夏季，就必须在漕粮到达之前，首先采取其他救济形式，因为这时漕粮还没有征收呢。而当春末青黄不接，粮价上涨，需要粮食平粜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因为这时漕粮已经起程运往京城了。
以上所提到的资料显示，在1690年—1800年这个时期里，清朝政府经常利用漕粮来平抑物价，进行赈济，或建立备用仓储，常常是一年接着一年。多数时候，漕粮是在起运前截留在征收的本省，如果是用于直隶赈济，就留在通州（有时直接截留在运河沿途地方）。
偶尔，也会将漕粮截留在征收省份之外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很少，我所发现的只有10个例子，都是在1710年—1748年间。一般来说，是将漕粮就地留用，或是全部运往本省内的其他受灾地区。
图8：清朝漕运示意图
至于截留的漕粮数量，1740年代似乎是个转折点。大量截留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一趋势可能既反映了救荒制度的更有效率、更为慷慨，也反映了漕粮生产的发展。直到这个时期，我们才发现了更多的一年截用50万石以上的实例。
1763年的一个奏疏赞美皇朝的这种慷慨大度之举，"不惜截留"漕运以赈恤百姓，并提到，从1753年—1762年，共截留漕粮540余万石，发京仓米46万多石用于京城平粜。两项合计，即这10年共约截用漕米590万石，平均为每年应征数额的15%—20%。该奏疏还表达了对这种大量截留的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京城仓储的供应。
但是，我们发现，就在这之后的一些年里，截留漕粮的数量在迅速攀升，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1763年为15万石，1764年为20万石，1765年仅直隶即60万石，1766年还是给直隶130万石，1771年给各省80万石。
截漕数量直到这个世纪末仍比较高，一个省一次给30万石不足为奇。这一数量对于较大规模的赈济来说是可以起到显著作用的。
图9：清朝漕运示意图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漕粮不仅仍是救灾的重要粮食来源，而且随着常平仓的日益空虚，各地方官也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截漕以为救急之策。所以，这个时期对于朝廷储备的需求肯定日益增加，即使仅仅是由于人口增长。
但是，漕粮的这种利用方法为时很短。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1851年）之前的约半个世纪里，漕粮北运越来越困难，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运河及其水运体系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坍塌毁坏，造成运河的淤塞难行。
1826年，多数漕粮不得不经海运北上。尽管后来的25年里恢复了运河交通，但漕粮缺额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由于运输问题，而且反映了漕粮征收日益艰难。从几篇文书中可以看出，漕粮征收制度最早出现严重问题可以回溯到1800年—1810年间。
图10：清朝漕运示意图
例如，众所周知，由于漕粮蠲缓和积欠，1804年差一点造成京城供应不足：如果不采取措施，到1806年初京仓就将缺粮百余万石。为了保证不中断自身供应，朝廷政府不得不从四川、湖南采买米90万石，同时动碾各省仓谷米40万石，一同运往北京。不久之后的1815年，这时的常平仓制度已经处于飘摇状态了，朝廷政府命令江西、湖北、湖南几省各动碾仓谷20万石，运往京师以补漕运的不足。
实际上，从1801年以后，清朝政府用漕粮进行赈灾的做法即已在记录中基本消失了。除了直隶的两次行动之外（1823年40万石，1832年30万石），没有任何记载。即便有这类举动，显然也无法与18世纪那样的大规模调运相比——否则至少会留下少许踪迹。毫无疑问的是，到嘉庆朝末期（1820年），动用漕粮进行实物救灾的措施在荒政史上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