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下诏，将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囚禁宫中。之后不久，正式册封武昭仪为新的皇后，并宣布大赦天下。这场大唐宫廷的后位之争，以新人武昭仪的全胜而告终。但是，看似平常后宫皇后废立的背后，是皇权与相权惊心动魄的博弈与争斗，翻天覆地地改变了大唐朝堂原有的政治格局，对大唐王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官制，基本上沿袭了隋朝的总体制度格局，设立“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主管具体的事务，也不设置府衙和僚属；设立“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可以设置府衙和僚属，但却因人而定，有合适地位的人就任命，没有合适地位的人就空缺。唐朝的“三师”和“三公”，基上是荣誉头衔，并不是朝廷真正的核心议事决策机构。
唐朝真正的权力中枢机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三省六部”。“三省”即为：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所以贞观朝以后，没有人再敢任尚书令，以仆射为长官，分设左右仆射各一人。尚书省统领六部，六部为：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和侍郎，各部下设四司，司的长官为郎中。
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三省的职能分工，《新唐书》中有明确的记录：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
也就是说，中书省根据皇帝的意思，负责国家重大事务诏书的草拟工作；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草拟的诏书进行监督和审查，认为不合理的可以驳回；尚书省，主要负责执行已经通过的诏书，是贯彻执行机构。
根据朝廷的机构设置，唐朝的宰相，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唐初时，所谓的宰相，就三省的长官，即左右仆射，侍中和中书令。
《旧唐书》记载：“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
知政事官，即是严格意义的宰相。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嫌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两省之间来回流转，耽误时间，所以设立专门的议事场所，即政事堂，将两省会合在一起办公，参与政事堂办公的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有这个头衔，即使不是三省的长官，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议，这些人统称宰相。后来发展成为，只有参与政事堂议事并加以以上头衔的官员才能称其为宰相，如没有以上头衔，即使是三省长官，也不一定是宰相，慢慢发展演变为三省长官的头衔成了“虚衔”，宰相成了临时性职务，也就是说谁拥有参与政事的权力，谁就成为了宰相。
朝廷权力的运行规则
从唐初“三省六部”的设置和运行规则来看，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并不是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中书省的长官可以根据情况加以修改，门下省认为不合理，还可以驳回。明白一点说，也就是说皇帝的意图或者命令，必须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审核同意并签署下达，才能形成决议，成为圣旨，才具有实际执行效力，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皇帝的命令等于无效。
在唐初的武德朝和贞观朝时，李渊和李世民作为打天下的强势之君，雄才大略，能力和威信都很强盛，这套“三省六部”制度，运行没有任何情况，也不存在所谓相权削弱皇权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希望通过宰相们的帮助和劝谏，减少自己的决策失误，匡正自己的过失，从而更好地治理和管理国家。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指出，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旨，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 （《资治通鉴》）。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非常鼓励三省的长官，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有效减少皇帝的失误。
大唐皇宫
永徽朝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武德与贞观时期运行良好的“三省六部”决策执行机制，到了永徽朝，随着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唐高宗李治，从小性格懦弱，缺乏自信和魄力，再加上继承皇位时还很年轻，皇帝的威严和权势，大大地减弱。而宰相的一方，以长孙无忌为首，除之外，基本上团结成了一个整体：太尉长孙无忌，以同中书省门下三品的头衔总领朝政，中书省中书令柳奭，门下省侍中宇文节、高季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褚遂良，都与长孙无忌，凝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帮助李世民争夺天下，居功至伟，位居凌烟阁24功臣之首。同时，李治的储君之位，长孙无忌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也是李世民托孤辅政的重臣，长孙家族是关陇望族，势力强大。所以，永徽初年的朝廷局势，大权基本是以长孙无忌的宰相把持，唐高宗李治沦为“虚君”，与蜀汉时的阿斗，没有太大的区别。而长孙无忌，则成了蜀汉时的“诸葛亮”和西汉时“霍光”式的人物。相权严重制约了皇权，两者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
皇权的惊醒
唐高宗李治虽然性格软弱，但却非常聪慧，他对自己当前的处境非常清楚，对朝廷目前的局势洞若观火。他绝不甘心做个“虚君”，也绝不愿意将祖、父两代人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反击。永徽初年发生的“房遗爱谋反案”，就是皇权与相权发生正面冲突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