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规模颇为庞大的明王朝，还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受到明政府在制度、俸禄和管理上的各种优待，那就是明代的“达官”。
与普通的民众不同，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明代的“达官”属于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是否能够生活安稳，与政府政权的稳定具有直接联系，所以，为了安抚这部分人群，明代政府给予他们一定程度上的优遇。这种优遇是从各个层面出发的，在安抚他们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民众的不满。为了安抚境外的“归降者”，明代形成了庞大的“达官”集团
“达官”其实就是“鞑官”一词的简化，其实就是以在明代官僚体系当中为职的鞑靼蒙古族的总称。明代存在着大量的“达官”，这与当时的民族政策有着一定的联系。
当时的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被安置在各地的卫所里。针对蒙古贵族的不同情况，明代政府决定就近处置这些贵族.在《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当时的这项制度，“其本管将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闾山，愿居者亦许与辽东军参住，以便耕牧，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
自从宣布这项政策之后，明代的“达官”数量就开始增多，特别是在政府的明确管理之下，明代形成了数量颇为庞大的“达官”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对“达官”给予制度、管理和俸禄上的优待
不仅仅是对“达官”集团进行明确化的管理，为了安抚这群人，明代政府还给予了“达官”集体在一定程度上的优待。
（一） 制度化的“达官”管理，将“达官”的管理与优遇明确化
首先，在制度方面，明政府将对“达官”的优待和管理进行了明确化，也就是说，对“达官”的各项优待，政策中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对其进行规定。
最开始，由于统治者处理这类关系较为稚嫩，只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后来，随着关系的越发密切，明代统治者便明确了这种优待制度。具体来说，当时的立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达官”的居住地分配、物质赏赐和官职封授，将这些方面都标准化、系统化的进行了明确。
在《大明会典》当中就有记载这种标准，“凡投降夷人每名赏素纻丝衣一套，绵布十匹，钞一百锭，米三石，牛二只，羊五只，柴五百斤。随来妇人每口绵布三匹，钞十锭。”
这种标准化制度的制定，实际上也方便了明政府对于“达官”的管理，尽可能平等的对待各个“达官”，能够有效的安抚他们的情绪。
（二） 单独性的黄簿管理，推动“达官”与汉族之间的融合
其次，明政府对“达官”群体，也制定了单独的黄簿来进行管理，从普通的军册和官册当中独立出来，便于对他们的管理。
可能有人会认为，为什么要分开管理？这不是加剧了这些“达官”与原本的汉族官员之间的分裂吗？其实不然，明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达官”集团多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姓名比较复杂，籍贯也比较特别，就不太适应普通汉族黄簿的编写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其户籍进行单独管理，是为了更加方便的制定户籍。
此外，为了促进他们的汉化，统治者也采取了“集中赐姓”的方式来进行。在《大明会典》当中就有记载这项措施，“永乐元年令：各卫鞑靼人同名无姓者，照洪武年间例，赐以姓氏。仍编置勘合、以备稽考。中国人不得冒鞑靼名、以避管事，违者治罪。”
对于“达官”集团的单独赐姓和单独黄簿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他们汉化的进程，和对明王朝的归属。
（三） 优越的俸禄待遇，伴随着明代财力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比较优越的俸禄待遇，在“达官”群体所获得的优待当中，是颇为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一开始在归附时能够获得一定的俸禄优待，在长久的居住生活当中，“达官”仍然能够获得一定的俸禄领取优待。
但随着制度的明确化，对于这一方面的优待，也开始有了明确化的规定。但从整个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明确化也是伴随着明代财力的变迁而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优越的俸禄待遇随着明代财力的下降也开始不断下降。
在《明英宗实录》当中就有记载这种变化，“命全给者减半，半给者减十之三四，新降附者自指挥而下亦递减之。”如此可见，明朝对于“达官”的管理和优待，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自己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优待。政府优待“达官”，在促进“归降”的同时，也引起民众不满
但是，优待始终是优待，特别是当这种优遇被写入政策体系当中时，就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优待，虽说能够促进“达官”的归降，可以促进他们与汉族之间的融合，但同样也引发了一定的民族矛盾。民族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民族矛盾，但在社会背景和环境的制约下，民族政策也不一定能够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总结
明代政府对“达官”集团的优待，可以从制度、俸禄和单独管理几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在制度层面，明代政府不断明确对“达官”的管理，促进民族政策的完善；在俸禄层面，明代政府也会根据自己的社会发展实况，给予他们一定的俸禄补贴和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