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庞杂事务，即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无法办到。故而我们今天对明初废除丞相制不得不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高度集权制是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然而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是一样有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明朝高度集权制同样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进而影响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作为社会性的人，其本身的发展是要求生存环境的，如清新而宽松的政治空气等。这样,人才会滋长出旺盛的生命力,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不过，这种清新的空气在明代是不存在的。
明代高度集中的皇权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服从皇帝，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不能有任何不利于皇权集中的言行出现，君主试图用一条看不见的线束缚每一个人，为达到上述目的，明统治者除颁布“大明律”外，还在意识形领域进行强权控制,这一时期，厂卫特务机构的出现即上述皇权思想发展的结果。
从明朝政治史中我们还看到，因高度集权，不信任百官，转而任何宦官，特务机构便由他们把持，宦官多数是呈病态，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対于君主加强皇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他们能被紧紧束缚时，才能为某位君主工作,没有这种制约，他们被赋予的广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使得他们在后世君主手下能轻易地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损害皇帝利益,破坏国家的形象，为祸于百官，瓦解百姓的士气。
由于宦官控制了特务机构，他们在成祖以后因君主的无能而加剧了政府的腐败，国民的人性更加受到压制。纵观明朝，其社会经济缓缓地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除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影响外,不能不说与人性受到压制，个性得不到发展，使人没有创造性且在高压之下丧失整个国民性有关。
三．总结
总之，尚方宝剑是中国古代人治的产物，它作为专制皇权的象征、皇帝的化身、重臣的利器，在明代曾发生过相当的效用，也被中国老百姓作为对皇权的膜拜、清官断案神器的期盼和民间惩恶扬善的良好心愿搬上戏剧与银幕。
明朝末年，尚方宝剑频赐大臣，钦差巡按四处出巡，来时惊天动地，走后昏天黑地，老百姓哭天喊地。正如主席所讲：“钦差大臣 满天飞！”历史再次表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治产物的尚方宝剑不解决根本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体现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