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功过历史，那么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官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盖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早已人头落地了。
事实上，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部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赏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奸，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族之利的高尚情操，的确令所有看了的人敬佩不已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
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顺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已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这无不说明包拯虽然死了，但是其威名一直传播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