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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妻子曹氏听闻，也跟窦建德说：“凌祭酒说的话不能不听。夏军如果能从唐军背后突进，然后联合突厥人西面包抄长安，李世民部必然回师自救，郑国之围不战而解。如果大军在此长久相持，费钱费力，想要成功，何日可待”。窦建德说：“这不是你们女人该操心的事。此番我远道前来救郑，实因郑国此刻危在倒悬，生死存亡只在朝夕之间。如果舍之而去，是背信弃义之举，这种事我不能做”。
窦建德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决策皆因为他的草莽出身，可见他还没有从一个合格的农民领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成熟的政治家看重的只是利害，而非对错。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如果夏军此时弃郑而去，确有背信弃义之嫌。然而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说过，“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拘小让”。只要有救国为民的大义，些许小义，无足挂怀。
窦建德这种“重义气”，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他从小养成的处世方法和行为习惯，他就是靠“讲义气”“重然诺”成功的。用现在话说，这叫“路径依赖”。让他不讲义气弃王世充而去，食言而肥，这种事他干不出来。
武德四年（621年）五月初八，李世民和窦建德展开决战。夏军悉众而至，从板渚直到牛口渚列阵，长达二十余里，鼓行而进，旌旗蔽日。唐军诸将见了，皆心生恐惧。李世民率领几个骑兵登高远眺，然后对诸将说：“夏军起自山东，从未见过大敌。现在度险喧嚣，可见没有军纪。逼近我们城池列阵，可见有轻视我军之心。只要我军按甲不出，等到他们士气衰竭，士兵饥饿难耐，肯定自己退兵。到时候我们出兵追击，无不克者。现在我可以跟你们打个赌，不出中午，破之必矣”。
夏军从早上七点列阵直到中午十二点，又饿又累，纷纷坐在阵前，又争着去河边喝水，各部警戒部队往来穿梭巡逻，准备退兵。李世民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遂派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兵从夏军阵营西侧极速南上，而且下令：“如果夏军不动，你就回来。如果他们动了，你就引兵从东面攻击”。宇文士及到了夏军阵前，夏军果然轻动，李世民说：“攻击的时候到了”。此时放牧在河滩的战马也恰好赶回，天时地利际会一处，李世民率玄甲军作前锋先进，大军随后相随，全军渡过汜水，直冲夏军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