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将入朝为官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即“学而优则仕”。出仕确实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以及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但同样，这条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寒窗苦读好几年，一旦进入宦海中浮浮沉沉，一不留神就被贬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历史上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是在朝堂上遭受挫折被贬谪的文官。虽然被贬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失意、苦难是免不了的。宋朝的不少官员也属于这个群体，不过他们却有着“一贬天下知”之说，似乎在他们身上被贬成了一件光荣的事。
这个作为多次被贬，而且越贬越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天圣七年（1029），仁宗已经十九岁，但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是将家务事当作国事，十分不妥，于是上疏仁宗不要过分举行，皇帝尽孝道，可以在宫中为太后祝寿，但是率领百官是不行的，这样有损皇帝威严。奏疏上报内廷，迟迟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没有就此罢休，继续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疏再一次入宫，却也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还有这两道奏章的时候大惊失色，批评范仲淹过于轻率，这不但是会断送自己的仕途，而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但范仲淹并没有认同，他据理力争，写下了《上资政晏侍郎书》他在其中明确的表现了自己的态度：“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果然不久后的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便被贬任为河中府通判了，虽然史书上记载是“自请”，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不得不暂时远离朝堂。可是被贬的范仲淹，他的同僚们却没有疏远他，在范仲淹出发那一天，他们结伴来为这位刚直的同僚送行，并且称赞他此次被贬是光荣的。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才被重新召回京城，但是也是在这一年，他又一次被贬。这年冬天，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与皇后不和，于是抓住机会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却不赞同，范仲淹直接向皇帝进言。但吕夷简事先已经授意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也就是说臣子的意见根本不能传达到皇帝那里，于是范仲淹就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只让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其当庭对辩，吕夷简辩无可辩，哑口无言。
第二天，范仲淹等人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商议。但哪想到一行人还未走到殿中，朝廷就下诏外放范仲淹，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虽然富弼上书仁宗，为范仲淹等人辩白，请求召回，但没有得到答复。
景祐二年（1036）范仲淹再一次被召回，但仅仅一年后，他就因直言不讳被吕夷简诬陷“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而被贬。此时朝堂上有不少人为他说话，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书愿与范仲淹一起被贬； 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但这些仗义执言之士都被贬谪。整个朝堂都畏惧宰相的势力，再无人敢为范仲淹说话。
到了景祐四年（1037），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不再惶恐，于是极力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但范仲淹还是没有被召回。
范仲淹多次因上谏而被贬，他的好友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劝说他少说少管，明哲保身就行。范仲淹如同以前回答晏殊那样，回作《灵乌赋》，表明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
范仲淹的一生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京师朝堂，边关塞外也有他的身影。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撕毁与宋的盟约，挥师南下。康定元年（1040）三月，边关战事吃紧，仁宗因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让他北上御敌。这一去就到了庆历三年（1043），在韩琦、夏竦、庞集和范仲淹的共同努力下，西夏元昊请求议和，范仲淹也因此被称为“龙图老子”。边关安定趋于安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委以重任。
范仲淹一生浮浮沉沉，但初心从未改变，他始终心怀天下，所以越贬越勇，每次贬谪都有更多的人为他的风骨所倾倒。
同样是宋朝，苏轼也是几次被贬，但他是越贬越潇洒。他的名作大都是在贬谪后所作，人生经历也随着几次贬谪而丰富。被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并不是一蹶不振，而是苦中作乐。每次被贬，人们都认为他会失意，但他却一次又一次怡然自得地找到人生乐事，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对他十分敬佩。贬谪在这些人的身上变成了一贬而天下知这样浪漫的存在。
宋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朝代，也是一个优待文人的朝代。在这样的时代生活，文人士大夫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多次被贬也性命无虞更加给了他们发光发热的机会。丰富的人生阅历，四处游历所见比纸上谈兵来得靠谱。所谓一贬天下知之是浪漫的表达，背后的幸酸苦痛只有当事人知道，我们看到的是熬过寒冬的佼佼者，是甘为社稷九死不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