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把抓获的人都杀死，却阻止不了更多农民起义的出现，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但是隋炀帝又有着严重的鸵鸟思维，面对严重的民众造反问题，他不是积极思考解决办法，而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虚妄的天下盗贼“渐少”的假话里，把忠诚于他，敢说真话的大臣全都杀掉。公元618年，权臣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人谋反，诛杀了隋炀帝。
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评价的那样：“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由些可见，隋炀帝在明大局、明真相、明手段等方面，都距离明君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因此，隋炀帝只能算是暴君，而不能称其为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