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
自北宋以来，从唐朝流传下来的“大敕系衔”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大敕系衔”存在开始，就和中书门下的宰相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项对于使相的优待政策，在经历了由所有敕牒均可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演变之后，逐渐成为了北宋时期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之一，在我国古代的宰相制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大敕系衔”设立主要依托三大方向：中书门下体系、统治者重视度、朝堂局势
“大敕系衔”的设立其实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使相制度，从职衔上来看，这种制度和中书门下的宰相制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中书门下制度是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出现的，同一时期，使相制度也逐渐萌芽。
根据《唐会要》中记载的文字可以推断出，大约在公元723年，中书门下体制正式建立，这同时也为使相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大敕系衔”埋下了伏笔。
在北宋前期，“大敕系衔”可以说是对于使相的一种优待制度，所谓的“大敕系衔”就是说每当朝廷有重大的敕命要颁布之时，使相拥有和中书门下官员并排的权力，列衔于当时敕牒制度的末尾。
在中书门下体制渐渐完善的过程中，使相制度也渐趋发展完备。与此同时，使相敕尾列衔的制度，自建立以来，也经历了一个由所有敕牒都能列衔到仅限于“大敕”的发展演变过程，后来到了宋神宗元丰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职衔制度，改革中书体制，“大敕系衔”制度最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唐末五代之际一直到北宋前期，由于政权的更迭，国家的政局一直十分动荡，功臣悍将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严重威胁到了朝堂中其他官员的地位和利益。根据可靠的数据显示，正常情况下，使相的数量应该在十几人左右。
但是在唐末到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里，使相人数都达到了三十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使相的人员突然增多，给朝廷造成了严重的压力。所以，使相的权限开始由最初的不限权限演变为仅限于“大敕系衔”。
使相不同于宰相，它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表，而宰相确实一种职位，如果继续维持使相列衔敕尾的待遇不加任何限制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给统治者的管理带去很大的麻烦。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的发生，也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大臣心目中的地位，经过再三的考虑，并且结合了当时许多大臣的意见以后，就有了“大敕系衔”这种比较折中的办法。
这种折中的方案被颁布以后，受到了不少大臣的支持，在《容斋三笔》中有一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大敕系衔”确定以后的情形：
八月，閤门详定合班杂座仪: 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事( 以上为宰相，或谓之宰臣) 、亲王、使相( 枢密使、留守、节度、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尚书令、太师、太尉、太傅……
从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朝堂中官员的秩序一片井然有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与，而且有利于北宋王朝政治发展的。
“大敕系衔”拥有两大职能：“承认”与“彰显”使相的身份和地位
“大敕系衔”作为北宋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文献通考》卷五九中曾有过一段文字讲述了这项优待政策的由来：
学士窦仪曰: “谷之所陈，非承平时事，不足援据。今皇帝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帝闻之曰: “仪之言是矣。”即命太宗书敕以赐之。”
到底何为“大敕系衔”，它又在朝政事物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简要来说，“大敕系衔”虽然属于宋王朝敕命颁行制度中的一环，但是在实际的朝政事物的文书运作中，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它的用处仅在于承认和彰显使相的身份和地位，主要表现为一种虚化的优待而已。
使相之所以拥有“大敕系衔”的资格，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所带的“宰相”身份。在北宋时期，并不是每一个官职都能够隶属于宰相的头衔之下，能够标志宰相身份。
在北宋时期，中书门下是北宋前期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之后又罗列了许多其他的职衔，比如“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这四种官职都是中书门下官员的头衔，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正副宰相。其中，中书令、同平章事、侍中属于宰相，而参知政事则属于副相。
所以，北宋前期的正宰相职衔，也就是使相可以带有的宰相职衔，实际上就是指中书令、侍中和同平章事这三种。这些带有中书门下职衔的使相被视为等同于宰相的官职，他们的上事仪式在中书门下举行，虽然另有差遣，但是并不在朝堂之上供职，较为特殊的地方是，即使他们不在朝堂上供职，却依然拥有“宰相”之名。
人们在尊称这些人为“侍中，令公”之时，同样也将其尊称为“相国，相公”等。受到统治者的优待，这也是“大敕系衔”独特的地方之所在，在马端临的《长编》中曾有文字记载详细记载了带有“宰相”头衔受到的“大敕系衔”的优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