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与“二王”有什么渊源关系?

2020-10-23 17:30:03 作者: 魏碑与“二王

由此可见,王羲之行书之于楷书的作用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张怀理所云:“(羲之书)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凤靡雅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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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的化用

通过对两者进行笔画的比较,墓志书法的楷书用笔化用了王羲之行书的笔法。下面以《元倪墓志》为例,把它与《兰亭序》等王羲之书帖进行用笔的比较。(见表一)

墓志的用笔在于方笔为主,所作长横皆露锋仰管,上倾行而回锋收笔。竖画起笔皆下俯出锋,或逆入折笔带出笔锋向下竖写,颇类王羲之行书的竖画。点画起、行、收处用笔的提按转换法度严谨,一丝不苟,单个出现的点均以侧取势,组合的点则气势连贯,相互呼应。

撇一因大都起笔较重,直送到底,有的嘎然而止,形尽而意无穷,在《元倪墓志》中,“领”字左旁下撇:有的则循渐而就,意味深远,如“尉”字,“大”字等.有的则收笔上挑,与起笔下俯相应,出以圆状,如“使”字。捺画则出笔酣畅、流利,形状舒展,使通篇墓志增添潇洒活泼之态,如“之”、“爱”、“退”等字。横折处瞥停顿,换笔痕迹明显,一改含蓄内敛之态,方直遒劲。通观《元倪墓志》的用笔,变化多方,真可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秒,一点之内殊毗挫于毫芒”。

02

结字的取法

元氏墓志笔画多棱角,虽然其中有镌刻因素的参与,但讲究锋井的这些特征都可以在二王的行草书里找到根源,有些在结字方面亦规模仿佛。隶书结构扁方,楷书形成之初结构亦较平正,而二王行书的结构形式变化丰富,元氏墓志书法在学习笔法的同时,也自然地受到结构的影响,因此墓志书法中楷书的结构变化亦较丰富,姿态优美,有时字中的笔画甚至不受方格线的束缚而延伸至外。如表二字例。

03

韵致的迁移

王羲之行书开一代风气之先,南朝谢赫在论及绘画时有“气韵生动”之说,正可用来做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注脚。元氏墓志楷书对王的的行书在用笔和结字方面的借用过程中,将王书的神韵潜移过来,从而使楷书的面貌变得鲜活起来。主要表现在改变笔画、斜画紧结和顾盼呼应三个方面,不唯笔画爽利、字形优美,兼有气势的灵韵洒脱,有着较高的审美境界。

1、灵活多变的笔画:笔画的灵活多变主要表现在省减、变动笔画方面,省减笔画、变动笔画位置的现象在王行书中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同时也可见于墓志书法中。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2、 斜画紧结的体势: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是书风一变,主要特征便是横画斜度的加大,《丧乱帖》、《兰亭序》等字帖中的字都明显地左低右高,以歌侧之势获得峻峭、超拔之态。墓志书法的楷书照此取法,斜势分明。这样的取势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楷书天真、自然之美,与成熟的汉隶和圆融的晋楷构成了较大的视觉审美差异。

3、笔画之间的顾盼呼应:行书中笔一因的呼应表现在前后笔画书写之间有迹可察的联系,即以一种绵延的萦带来表达连贯的意。而墓志书法对这种连贯更多的是“意”的呼应,而非“形”的沟通,有时适当地表现为附钩游丝。

董美人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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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的影响

楷书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响。

隶变之后,书写变得较为快捷,一方面逐渐出现了行书的面貌,另一方面楷书的点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东晋时,“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流转,大行于世”。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北魏政权汉化之时,正是王羲之引领一代书风的同时,南、北两方面同学二王,对北魏贵族及士人阶层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北魏墓志楷书的特定风格。

从用笔方面可看出,元氏墓志的楷书用笔多作顺势人笔,起笔时,多用露锋,收笔时多用放锋,有时甚至让笔锋自然停驻,不作提按;在笔画的转折处,多用顺势带过;出钩时,转笔即作放锋。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对楷书的影响从南北朝开始,历隋、唐至宋、元,在整个楷书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关系。隋朝的《董美人墓志》,初唐四家的楷书,《等慈寺碑》、《王居士砖塔铭》以及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宋代苏轼的楷书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元氏墓志书法可谓开启先河。

由此可见,王羲之行书之于楷书的作用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张怀理所云:“(羲之书)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凤靡雅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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